龚育之:党史研究的十大关系
时间:2020/6/3 10:23:38

这里指的是党史教科书或党史通史这类著述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包括十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写历史的统一。

站在党的立场,就是要做到三个遵循:遵循党的基本理论、遵循党的决议、遵循历史事实,把这三者统一起来。党的立场和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的立场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第二个关系: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

历史原貌即历史是如何发生的,当时创造历史的人们是如何判断和分析情况,作出了怎样的决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要让后人了解前人。但是,我们今天是在几十年以后来写历史,现在从历史决议和邓小平文选第二和第三卷的论述来看建国以来的历史,同当时看历史相比,当然要有新的时代高度。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过去的历史,不是按现在的观点任意改写的历史原貌,而是对历史原貌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和更深刻的领悟。

第三个关系:写党的历史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的统一。

党史与国史根本上说是一回事。因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党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人民为建立新国家而奋斗。党的历史,要写出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不能把党的历史写成仅仅是党中央会议和文件的历史,仅仅是领导人讲话和活动的历史。

第四个关系:写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写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的统一。

固然,我们党在若干时候是把政治斗争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关注点集中在政治斗争上。但是,广大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一直是基本的实践活动、历史活动,这方面一定要写充分。当然,它不像政治斗争那么集中,所以写起来就不大容易。但是,研究党史不能仅限于政治斗争。应该把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各个方面都写充分,要把工业化、现代化整个进程写充分,因为那是许多人参加的英勇奋斗的历史。

第五个关系:在概括史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写历史和力求有新的发现、新的论述写历史的统一。

历史学界是一个整体,一个机构几个人关起门来写历史,也可能有一得之见,但是不可能在总体上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一定要把党史界已经取得的成果作为前进的基础,时刻关心已有的研究成果,从材料的发掘到理论的探索等许多方面都需要了解。同时,仅仅是概括人家的成果,而没有自己新的材料的发掘、新的理论的探索,水平也不能提高。

第六个关系:用广角镜头写历史与用特定镜头写历史的统一。

广角镜头可以看出全貌来,特写镜头就集中在一件事、一个人、一个情节上。两者结合,才能既有概括性,又有生动性。

第七个关系:叙述历史与议论历史的统一。

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提到“夹叙夹议”。我理解指的是叙中夹有议论,把叙和议结合在一起。历史书毕竟不是理论书,总是要以叙述历史事实和历史进程为主,向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读者把历史面貌叙述清楚,叙述得生动流畅。胡乔木同志提出要写出历史的“本然”与历史的“所以然”。历史的“本然”就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的“所以然”就是要思考一下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有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书要在讲清楚“本然”的基础上,即在对原貌叙述清楚的基础上,再对其“所以然”作一些概括,而不是没有叙述,就概括几条历史结论。如果以画龙点睛来比喻,那么,历史的叙述是“画龙”,议论就是“点睛”。

第八个关系:观察国内与观察世界的统一。

国际局势和国内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离不开世界。十五大报告讲邓小平理论,特别强调用广阔的眼界观察世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历来如此。我们研究党史,不能不把我党怎么分析国际形势、怎样据此作出国内路线的决策、推进中国的历史作出描述和分析。

第九个关系:写成绩与写失误的关系。

几十年来我们的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不能忽视。成绩必须肯定,必须刻意地如实地充分肯定,浓墨重彩地加以描绘。因为过来的人们有时对成绩也会遗忘、淡漠,而未曾经历的年轻人对历史的辉煌缺乏了解和感受,这就需要我们历史工作者对历史的辉煌如实地而不是虚夸地写出来,让淡忘的人唤起记忆,让不了解的人增加了解。同时,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也有过失误,甚至是重大失误,这些失误也应该写进历史。但不是去渲染。但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教训不去如实总结,深刻记取,回避、淡化、遗忘失误,那也不是全面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可信的历史。成绩要刻意写出来,失误也不能回避。

第十个关系:写新观点与写成熟的观点的关系。

对党史的研究总在前进,总有新的观点提出。写一部书,总要有新观点,才显出新水平。但是,一部书同一篇研究论文不一样。一篇研究论文可以而且应该着重在提出和论述新观点上,一部教科书,则必须准确地介绍和论述基本的观点(虽然这些基本的观点现在已经不是最新提出的,但也决不是已经过时的落后的观点),而不能单纯地追求新观点。而且,新观点中有比较成熟的,有不太成熟的。一般说,教科书性质的书籍,也要努力反映新的成果和观点,但是不太成熟的新观点,还是不必也不应匆忙采纳,还是等到在党史界研究讨论比较成熟了之后再采纳为好。

 

             ——摘自《北京日报》(2001年4月17日)

 

    

龚育之(1929—2007),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协名誉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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