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辉县历史(1949.10—1978.12)第二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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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

制度的基本建立

随着大规模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开展,1953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辉县县委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上来。经过4年努力,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县工农业生产及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等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这足以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在辉县已基本确立。

第一节  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

辉县县委于195311月相继召开了中共辉县第四次代表会议和一系列县委扩大会、扩干会、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之后又迅速组织了县、区两级干部工作队,于12月初分赴全县各区,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县10余万成年人(占全县成年人总数的97)参加了这一学习运动。运动中,主要采取了理论宣传与新旧社会对比相结合,启发人们的认识水平与觉悟。

首先,开展互助合作与单干生产户对比活动,提高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即在辉县的老解放区领导农民组织了临时的和常年的互助组。在解放战争时期,互助组蓬勃发展,解决了由于大批青壮年参军参战支前后劳力不足的困难,发展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支持了解放战争。辉县全境解放后,贫农和下中农在土改后分得了土地,生活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可是他们在生产上、生活上都还存在着劳力少、资金不足等困难,他们要求组织起来,走人畜换工、工具互济的互助合作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彻底战胜贫困,达到共同富裕。从1950年到1952年,农民的互助合作已取得很大进展。据1952年统计,全县66392户,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达33804户,占总农户的50.85%,其中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个,38户入社,占0.05%;常年互助组2888个,共18268户,占总农户的27.5%;临时互助组3567个,15498户,占总农户的23.3%。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根据当时的经验和认识,已有社会主义萌芽;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则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互助组和初级社在不长的时间内即显示出了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第一,获得了增产。如西沙岗村的初级社玉米平均亩产量215斤,超过常年互助组的53.5%,超过单干农民的98.5%。三小营互助组在1951年单干时,小麦产量每亩平均90斤,1952年成立互助组后,小麦产量每亩提高到120斤。这些互助合作形式,不仅是帮助贫苦农民克服困难,增加生产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是防止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适当形式。第二,避免了贫富两级分化。如西坪村党支部在土地改革后,积极领导农民组织起来,绝大多数农民参加了互助合作,因而没有发生阶级分化。而没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的地方,小农经济的自发趋势逐渐顽强地表现出来,一些富裕中农和土改后的新富农向往资本主义道路,如十区三里屯村土改后因互助合作开展得较慢,两级分化就比较严重,据土改后三年统计,全村借过高利贷的有200户,占总农户的60.3%,有94户农民卖地,共卖地177亩;裴瑞全一家3口人,土改时分地2.2亩,瓦房3间,1950年因家庭生活困难,借高利贷小麦800斤,一年后连本带息翻到1200斤,被迫将地卖光,卖房屋两间,归还了高利贷,又成了地无一垄,房仅一间的贫农。

在农村整党中,辉县县委书记杨志远在党员训练班和整党工作队会议上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党内不准有剥削,党员要带头参加互助合作的指示,批判了少数党员不参加互助合作,放高利贷、雇长工的剥削行为,批判了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提高了党员的无产阶级觉悟。张泉河村支部书记家有土地90亩,雇有长工,整党之后认识到雇工剥削的危害性,迅速改正了剥削行为,还参加了互助合作。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到互助合作是光明大道,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路一条。

其次,教育群众认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导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总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大家经过学习,认识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在深入宣传贯彻总路线的讨论中,辉县盘上第一个办常年互助组的万兴隆发言说:我们合作社已取得一些成绩,主要是除了用农家肥外,还有资金有力量买化肥,买新式农具、喷雾器等等,当年就能增产丰收。全县广大农民认识到,只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用先进的技术和工业品来装备农业,发展农业生产力。为了发展农业,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否则就不会有先进的农业机械,不会有拖拉机,不会有先进的水利事业,望天收什么时候都不能增产丰收。因此,农民群众努力增加生产,以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

在学习中,对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是两翼之间,这一与那一之间,互相促进,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通过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反复学习和讨论,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有了明确具体的了解。第一,对15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强了信心,努力奋斗的目标明确了。第二,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认识具体了。在百泉新建的抽水站及县里建设的玻璃厂、细菌肥料厂、煤矿、耐火砖厂和生产出来的各种车床、水泵、煤气机、粉碎机、电锤、鼓风机,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工业成分。将来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生活,对农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第三,社会主义与农民利益的联系更具体了。通过对比,农民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第四,对农村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具体了。农民说:村里有了信用社,这是咱的银行,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咱的家,供销社,这是咱的商店。第五,农民支持国家建设的责任具体了。以前农民总认为,多打粮食是为了改善生活,有了剩余就可以买地放账。现在,大多数农民认为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光荣义务。

总之,通过对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全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把支持工业建设的光荣感、责任感、使命感建立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全县城乡到处洋溢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烈气氛,总路线得到了全县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人民群众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第二节 战胜灾害,粮食实行统购统销

一、带领全县人民战胜自然灾害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作为辉县主要产业的农业得到较快发展。然而,由于农业生产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比较低,自然灾害频繁,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大敌。

1953411日霜灾遍及全县,小麦被霜打,部分农民卖牲口家具抢购粮食。县委、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下派干部深入各区、村,发动群众浇水、施肥抢救,终使枯苗复活,麦收减产仅一两成,群众情绪逐渐稳定。511日二、三、八区大风成灾,麦子和春播作物受到严重的危害,2.4万多亩小麦减产三成以上,最严重的区减产达到七成,风灾摧毁房子76间,折断大小树木727棵。同年七八月份旱灾也很严重,133个村受灾,69个村减产达七成,受灾面积约占全县耕地的13。这一年,辉县政府认真贯彻了国家的救灾政策,共给灾区解决缺粮571万斤,灾区粮食基本得到解决,群众生产自救积极性高涨。

19548月,阴雨连绵,山洪暴发,全县部分地区遭受洪水袭击。813日雨量279厘米,峪河、黄水、石门河等大小河道77处决口。这次水灾造成全县受灾面积达44497亩,倒塌房屋997间,死4人,伤37人。在抗洪抢险中,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干部700多人连夜冒雨上堤,领导全县人民抢险。针对严重的灾情,县委提出抢救一亩是一亩,抢救一棵是一棵的口号,以生产救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动员所有经济物资部门面向灾区救灾。供销社保证各项物资的供应和土特产品的收购推销;银行发放灾区生产的贷款;粮食部门保证灾区粮食供应;卫生部门保证灾区的疫病防治。仅供销社、粮食局、运输部门就投放灾区57583元,灾区人民生活得到了保证,生产迅速恢复。

19566月至8月全县连续遭暴风雨的袭击,山洪暴发,河道漫溢决口,全县283400亩耕地遭受水灾,受风灾面积也有128056亩,伤53人,死7人,死伤大牲口46头,羊293只,塌房28533间,全县粮食减产280万斤。由于全县已经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与灾害斗争有了较强的能力,在夏季丢、秋季捞,低地丢、高地捞的口号下开展了以农业为主,兼营多种经济的生产自救运动。共计抢种补种晚秋作物42712亩,收获342万斤粮食。全县干部、职工、军人、教师捐助大量钱物,国家发放贷款和救济款239999元,使全县不但战胜了风雨灾害所造成的人民生活的困难,而且针对洪水为灾的情况从根本上予以治理。开展水利建设,内涝地区修筑沟洫台田53364亩,并在秋后久旱不雨的情况下,突击完成了58万亩小麦播种任务。冬季,县委、县政府充分发动群众,广开救灾门路,大搞副业生产,大办多种经营,终于把轻灾消灭在冬前,把重灾消灭在春前,全县冬春基本上没有闹饥荒,群众情绪稳定。

1957年夏,西南、东南平原区和东北丘陵区蝗虫为灾,受灾面积达3.6万亩,遍及峪河、薄壁、何庄、高庄、张飞城、百泉、城关、胡桥、孟庄、常村、赵凝屯、张村等12个乡()38个农业社,每平方丈有蝗虫200个左右,最多时达1500个,有飞蝗也有土蝗。68日县长席光华召开灭蝗会议,县里成立灭蝗指挥部,610日前,蝗区乡、社普遍建立了灭蝗指挥部。614日县委书记谷占春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号召全县紧急动员起来消灭蝗灾。由于决心大,措施得力,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出动劳力2万个,喷粉机142部,撒粉布袋5000个,用药剂防治25157亩,用药10628斤,人工扑打10843亩,捕打蝗虫2.1万斤。由于捕打及时,保护了7595亩春谷不减产,挽回粮食损失1519.2万斤。

二、合河滞洪区工程的修建与下马

1956年贯彻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按照中央的精神和苏联专家的建议,为保证京汉、新焦铁路和天津等卫河下游城市以及广大平原地区的安全,决定在新辉交界处修建合河滞洪区,拟建两条大坝呈扇形拦蓄太行山下来的洪水。东坝南起新乡县范家岭,北至辉县黄水口,全长45公里;西坝北起辉县东花木村二华里,西至修武县官司桥西九华里,全长45公里,滞洪区中心位于获嘉县占城乡(后于19597月划归辉县)的东樊村、西樊村和南樊村,常年设计水位11米,蓄水3亿立方米。实际上是和当时驻马店的宿鸭湖相对应的一个大型水库,已列为国家南北两大水利工程计划。滞洪区建成后,辉县西部20余万亩肥田沃土将常年被淹没在设计水位以下;洪水季节,西部平原将被淹没殆尽,并且还要将大量库区居民移住他乡。根据1956年《新乡专区移民方案(草案)》,移民分为外迁和内迁两种:滞洪区常年设计水位以下近20万人将远移甘肃、青海;滞洪区边缘村庄的居民要内迁到获嘉卫河以南和辉县赵固以北以及新乡县的合河等地。

1956年春,新乡地区首先在获嘉县占城乡东樊村、西樊村、南樊村、蔡旗营、王官营等村和辉县城关、胡桥一带进行外迁移民的试点工作。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农民故土难舍,扒屋迁坟,诀别故乡,于心难忍,加之大部分农户家有老弱病残,外迁更是困难重重,抵触情绪较大。为了顺利开展移民工作,外迁移民试点又扩展到和庄、大占城、周圪垱、小马庄、大良冢、北小营、北马营、三位营、沟西庄、小占城、师庄,总共16个村庄,前12个村迁往甘肃的安西县,后4个村迁往甘肃山丹县。同期,迁往甘肃山丹县的辉县人有101户,503人,其中男女劳力228人,15岁以下192人,尽管后来又改为全部外迁青壮年,老弱病残约一半人内迁,工作仍有阻力。外迁到甘肃的这部分人面对不毛之地,日日思念家乡,再加上天灾,生活困难,风俗不同,人地两疏,他们之中不断有人卖了裤子卖了袄,买上车票往回跑。这样就又得动员重新迁返。几经折腾,外迁户元气大伤,家庭极度贫困。

对于辉县来说,修建合河滞洪区,是不是保铁路、保平原城市唯一的选择?辉县县委一班人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反复向上级水利部门反映过不同意见,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以蓄为主是党中央的方针,苏联专家的建议。中央的方针是牺牲局部,保全大局。你们要顾全大局!”

常委会上,说到移民问题,县委书记谷占春掉下了眼泪:过去一遇灾情,老百姓上山西下河南,过段时间还能回家瞧瞧;这次移民一走就是几千里,家也淹了,想回来瞧瞧也没指望了。常委们出于对移民的同情,更出于对辉县乡土的热爱和对国家大业的负责,他们反复地讨论了在辉县太行山区的5个大峡谷修5个大水库,不让洪水下山来代替合河滞洪区的可行性,最后制定出一个洪水不出山,平原、城市、铁路不受淹,蓄住洪水能浇地,腾出河滩能造田一举三得的治水方案。此方案远远优越于修建合河滞洪区的方案。谷占春、郑永和、李增荣等领导按照这个方案,一次又一次地向新乡地委及行署领导反映情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县委的多次反映,终于引起了地委的极大重视,经过逐级向上请示,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终于采纳了辉县县委的正确意见,决定:第一,撤销修建合河滞洪区的决定;第二,要求辉县全民动员,兴修水库,实现洪水不出山,平原不受淹的铮铮誓言;第三,停止移民;第四,停运修建合河滞洪区大坝的石料。并随即撤销合河滞洪区总指挥部。已建成的百泉营盘山至范家岭的运石料小铁路也随即拆除,外迁的老百姓名正言顺地返回了故乡,移民兴高采烈,人心安定下来。

县委对国家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赢得了全县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大大激发了全县人民锲而不舍治山治水,改变辉县穷困面貌的艰苦奋斗精神。

三、贯彻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工业化建设扩大了对商品粮的需求量,农民也由于生活的改善用粮增加,出售的商品粮减少。在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农村余粮户又有待价惜售心理,特别是私人粮商粮贩借机操纵粮食市场,投机活动猖獗,使粮食问题日趋严重,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的第一年,粮食的收购和供应就出现紧张局势。1953年春天,在全县范围一度发生了粮食紧缺问题,粮食奸商投机倒把,哄抬价格,富农、富裕中农囤积居奇,粮食自由市场有些粮食品种断档,国家的工业用粮不能保证供应,缺粮的贫苦农民买不到粮食,引起群众恐慌。

面对严峻情况,党中央经过慎重地估量形势,于19531016日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随后,又发布了对油料、棉花统购统销的命令。从此,开始了对粮、油、棉的统购统销。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私营粮商一律不许自由经营粮食,只能做国家销售粮食的代销店;私营加工厂只能接受国家粮食部门的委托加工,不得自购原料、自销成品。

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涉及城乡每一个人的生活,决议作出后,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把这项任务作为极为迫切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担当起来,做好工作,辉县县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于195311月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统购统销运动。

首先是做好宣传发动,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县委相继召开了扩大会、扩干会,学习和贯彻统购统销政策,县政府又在卓水进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试点。1125日,县委召开党代会,2580人参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宣传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随后,又针对某些人的思想顾虑,进行逐人逐户的解决。部分农民存在着怕灾荒年、怕粮食涨价、怕露富、怕售粮不给钱等顾虑,不愿把余粮卖给国家。党员干部们通过让农民回忆旧社会遇灾荒年,粮食奸商趁机发财、农民群众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认识粮食由私人掌握的危害性和国家掌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解除了怕遇灾荒年粮食涨价的顾虑。农民康纪英说:“1943年遇灾荒,俺全家五口没吃没喝到山西要饭。解放前,粮食一天一个价,19471948年一天甚至几个价,全年喝稀汤,能照见月亮,到年下了也只能磨两升小麦,吃顿饺子都没了。今年春天,青黄不接,县里从外地调入大批原粮投入市场,稳定粮价,从而控制了市场,没涨一分钱,人人安居乐业,全县没有一个人逃荒要饭卖儿女,新旧社会两重天。统购统销了,国家实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统筹兼顾、互调余缺,我们还怕灾荒年吗!还怕涨价吗!针对群众怕露富的顾虑,工作队响亮提出:把余粮卖给国家是光荣的,说明你们这一户劳动生产好,精打细算好,参加互助合作化好,是三好家庭,劳动致富,越富越光荣,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更光荣。又通过让一部分余粮户参观售粮点,亲眼看到过秤、验收、定等级、当场付款、优粮优价的现场,消除了怕价格低、怕销粮不给钱和压等压价的思想顾虑。

在做好思想发动工作的基础上,向广大人民群众讲解统购统销的具体方法:即农民除了应交公粮以外,按规定政策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后,凡余粮户,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品种和数量,将余粮按比例卖给国家。国家粮管所与社、队、组对口,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下,全县出现了爱国卖余粮高潮,从195312月开始,历时一个月,据全县33700余户(占总农户的53%)统计,卖余粮2000余万斤,超额13.4%完成了第一次统购任务。对此,县、区、村通过各种方式,对多卖余粮户进行表彰,全县形成了多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光荣的气氛。

完成第一次统购任务后,县委、县政府总结了这次统购工作的经验教训,认为靠估产、自报加评议的方法不科学、不合理,缺乏应统购数字的确切依据,容易发生多购和少购的不合理现象(主要是多购)。1954年采取了查田定等,确定负担亩的具体统购方法,实行依率计购,就是对社、队、组,在每季总产量中,实行三扣一减的计算方法,即扣除口粮、种子、饲料,减去应交公粮以后,以统购率计购,实行多余多购、少余少购,缺粮供应的政策。扣除后每人平均余粮不足10斤者免购,超过10斤者统购,超过越多统购越多。实行以率计购,统购数字有了依据,比起自报加评议售粮办法更加合理。口粮:全年每人360斤。种子:夏季每亩18斤,秋季8斤。饲料:骡马全年每头720斤,牛驴360斤。交过公粮后,购其余粮60%95%,缺粮者按标准供应,非农业人口划片定点,按户(或单位)以人定量,凭证供应。

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行定产、定购、定销三定政策。基本情况是:少购少销,增产不增购。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专署和县区抽出385名干部深入乡村帮助工作。他们进村后,总结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给广大农民带来的好处,树立完成秋季统购统销任务的信心和决心。在提高思想认识之后,进行定产工作。以1954年夏秋两季评定的产量为基础,结合常年产量加以审查,进行适当调整,作为定产标准;1954年未定产者,可按常年产量重新核定。其程序是:第一步,由乡工作委员会提出方案,交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形成决议。第二步,以村为单位,召开评议会,宣布乡分配的指标。通过群众大会讲明定产的原则、根据和方法,整个定产工作受到监督和支持,以求公平公正,不出偏差。在定产时,逐户审核,计算出全年播种面积的总产量,列榜上墙公之于众。根据群众的讨论情况和意见,评议委员会进行复查修正。第三步,定产方案经过各村群众通过后,提交乡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审查通过,形成决议,报区批准,最后再向群众正式公布,以后三年不变。另外规定,定产后新垦荒地,自收获当年起,三年不计统购产量;利用田埂、场地、宅基地、空地生产的粮食,当年不计统购产量;扩大复种面积增加的粮食收入,荒滩地收入,也不计统购产量;按国家计划扩大的经济作物,扣除粮食统销产量。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年,统购1949万斤粮食的任务,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

统销发证工作,认真执行统购余粮,不购口粮售粮户不供应,供应户购粮的政策。

实行粮食三定以后,给农民带来很多好处,一是增产不增购。二是每户全年要卖多少粮食,一次计算分夏秋两次征购,不会出现三定前卖余粮透底的现象。三是农民征购后的余粮,可以自由处理。四是当年卖粮户的免购点、牲畜饲料可以比上年有所提高,红薯折粮免购点,比上年有所减少。五是有条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首先在社里调剂余缺后,再卖出余粮,大大方便了群众。三定政策使粮食统购统销进一步规范化、合理化,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成和支持。

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棉花、油料的购销问题凸显出来,已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按照国家政策,油料市场由国家统管,指定商业部门购销,私人不得经营;农业社按规定把棉花卖给国家,絮棉(非农业人口所需)、棉布实行以人定量,凭票由商业部门供应。

油料统购统销后,由国家商业和粮食部门专营。农民生产油料,留下种子和人口吃油,其余按规定价格全部售给粮食部门。合作化后,国家按计划给农业社下达油料种植任务,农业社按实产扣除种子和人口吃油标准(每人全年留油料折油11.5公斤,包括生产公用油在内),其余油料,棉籽按90%,花生按95%实行统购统销。

19571011日,国务院颁布《 粮食统购统销补充规定 》,决定粮食分配实行统筹兼顾和全面安排的方针,在维持三定的基础上,以丰补歉(即丰收地区补歉收地区,丰产年补歉收年),实行增产增购(40%~70%),对山区、重灾区和花生集中产区,牲口饲料标准适当降低。产粮区,牲口饲料的3%由自留地内解决,不再从余粮内扣除。是年,征购粮食3720万斤,其中公粮2232万斤,余粮1398万斤。同时,依照城镇人口定量标准,对农业人口以人定量,按年龄划分等级,余粮社按等级定量扣留,缺粮社人口分4等供应,两岁以下全年115斤,35195斤,610290斤,18岁以上成人360斤。

实践证明,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保证了整个市场物价的稳定,满足了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保证了全县群众均衡吃粮,因而群众情绪稳定。这是一项完全正确的决策。虽说一开始由于没有经验征购了过头粮,引起农民的不满,但随后减少了征购总量,实行了三定,改进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大大激励了农业增产的积极性,受到了全县人民的拥护。

第三节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

辉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辉县县委根据中共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健康第一的方针以及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系列指示,结合辉县农业生产的实际而开展的,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生产合作社,再逐步走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生产合作社,从而完成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县农村确立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加强农民与国家的合作、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

在推行互助合作化过程中,行政区划几经变化。1953年在区与行政村之间设乡112个,1954年城关设为镇,1956年全县设16个中心乡,作为112个小乡的指导机构,1957年为加强对山区建设的领导,重新设立上八里、南村、南寨三个区,其他地区划分为12个县辖乡。设县辖乡的地区,原来的小乡和中心乡一律撤销。

1950年,土地改革和土地复查运动全部完成,广大农民获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祖祖辈辈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成为现实,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较新中国成立前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改善。虽然如此,由于个体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落后性,改善生产条件,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任务十分艰巨,农业生产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土地改革虽然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但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生产工具不足的贫雇农在生产中遇到种种困难无法解决。据1949年新区第一批土地改革的16个行政村统计,共有土地9629亩,却只有牲口52头,水车26挂,大车24辆,犁、耙、耧和锄、锨、镰、杈等小件农具5953件,每个劳动力不足一件,要完成9629亩土地的耕作、管理和收获,简直是困难重重。

不能抗御自然灾害的侵袭。经1949年统计,全县1114657亩土地,干旱需灌溉时,只有7280眼小水井,789部铁伞水车,510挂木龙。且都集中在孟庄、城关、胡桥、北云门、赵固一带,大多数深浅山区干旱无雨时,连吃水都不能保证,灌溉土地更不可能。且山区个体生产方式经济力量很弱,不可能兴修较大的水利工程用于抗旱,改善生产条件。为了生存,许多农民不得不借高利贷,出租典卖土地,或打短工,重新陷入受雇于人的悲惨困境。

长期实行个体小农经济,容易出现两级分化。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由于政策上允许土地买卖、租田、雇工和自由贸易,少数富裕农民便利用较为优越的经济条件进行剥削。如十区梁村,土改后3406户中就有87户买地,买地102亩。105户放高利贷,4户将土地出租,农忙时,有83户雇短工。

19529月,在农村整党会议上统计,全县有数百名党员不参加互助合作,有多名党员雇工,有几十名党员放高利贷。张泉河村党支部书记家有土地90亩,雇有长工,进行剥削。这种情况不仅党、团骨干中有,在农民中也很普遍。

1952年统计,全县67938户中,有6405户买地,共买地16417亩;放高利贷的有1900户,共放粮253747斤,放款4528元;雇长工的有3012户,雇农活长工351.5个,雇放羊工550个;出租土地的有1474户,出租土地7177.4亩;囤粮倒粮的640户,囤倒粮694900斤。而卖地的有5262户,卖地1594.6亩,租契别人土地的有1520户,租契地的有1520户,租地6926.8亩。以上合计,共11792户有买地和租地行为,占全县总户数的19.8%。而卖地、租种别人土地和当长工的有11792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7.3%。以上数字在统计时或许有不太科学之处,但大致上勾勒出了当时两极分化的概况。

农村中自发势力的增长,不仅会造成农民破产,而且会破坏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利用自己手中的粮食、工业原料和资金,从事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扰乱市场,使国家的计划经济难以推行,破坏工农联盟

实践证明,不实行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所面临的矛盾和两极分化的趋势就难以解决;只有农业实行合作化经营,才能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改造自然,科学种田,培养优良品种,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

    辉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办互助组,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引导到互助合作的轨道上来。辉县的农业互助组,起始于19463月,辉县县委、县政府在领导人民减租减息、反奸清算的同时,号召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互助合作,促进生产,这一年在盘上南村、南寨、三郊口、沙窑等30多个村成立了一批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实行劳力、牲畜换工。这些互助组,对发展生产、克服战时的经济困难,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支援解放战争,曾起了很大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互助组曾一度发展到130多个,解决了由于大批青壮年参军参战后,劳力严重不足的困难,发展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1949年之后,大约70%的临时互助组发展为常年互助组。到1951年秋,盘上和县城西部上八里、褚邱、峪河、吴村等地,已有50%农户入组。坝前村洪秀成、西沙岗村蔡维洲、北流村万兴隆、黄水村勾增有成立的常年互助组成为全县的榜样,他们在办常年互助组中积累了经验,建立了评工记分、记账制度,吸收妇女、半劳力参加生产,还制订了短期的生产计划。评工记分一般由大家讨论,根据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及牲口强弱定出底分。合理搭配劳力、牲口,按晌记工,干谁家的活谁出工,到年终统一算账,按各家用工多少兑粮出来,分给劳力和牲口,这样干活,谁都不会偷懒。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私有,互助组就必须十分注意按照实际情况,分清农事缓急,轮流耕地。他们的经验在全县得到推广,到195210月,全县加入互助组的已达54343户,占全县农户的81.3%,为大面积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在生产上虽比单干优越,但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土地的私有性质,在耕作上造成很大困难。春种、秋种、麦收、秋收季节,人们常因争排序先后发生口角;兴修水利,谁也不愿让沟渠占自己的地;犁耙地,只嫌给自己耕耙的不好;使牲口,鞭子光往别人的牲口身上抽;抢收抢种时,人人都先打自己的小算盘……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集体生产之间的矛盾,往往影响互助组的团结与巩固。

    1952年春,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积极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在北流村以万兴隆常年互助组为基础,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3户农民参加。社员土地、牲口、大件农具作价入股,收获后扣除投资、税金、公益金,土地、劳力按地四劳六或对半分红。这年4月,万兴隆的办社经验在全县劳模会上介绍后,到年底,全县合作社发展到4个,入社222户,占全县农户的0.33%。1953年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精神,全县10个区的区委书记亲自蹲点,推广万兴隆办社经验。至1954年春,初级社发展到70个,入社2546户,占全县农户的3.86%。1955731日,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文章发表,初级社到了全面发展时期,10月,全县的初级社由原来的70个迅速发展到1674个,共计55059户入社,占总农户的82.3%,基本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

    第三阶段: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1955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新乡地委、辉县县委分别在中疃、孟庄、西沙岗、韩营试办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或称集体农庄)的升级与过渡。其办法,主要以初级社的经营管理方法为基础,或原社直接转为高级社,或几个社合并为一个高级社,在完善与改革的同时,建立生产新秩序。高级社的一个根本特色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因此,建立高级社后,把土地划归高级社所有,牲口、农具作价入社。根据社内生产需要,按照劳力强弱、地域分布、技术高低、骨干多少、便于领导等原则,统一组;本着连片经营因地种植的原则,将土地统一丈量规划,划分成固定性的常年耕作区;同时又根据生产队面积将社内牲口、农具适当调配,建立使用与保管制度。建立领导机构,明确职权范围。以队为单位,民主选举社员代表,建立社员代表大会组织;选举社长、副社长,组建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组建农业技术、财务会计、水利、文教卫生、多种经营、治安保卫等股室,确定各队正、副队长,并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建立工作和会议制度,使各项工作逐步纳入正常轨道。加强计划管理。为巩固高级社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各社都作了以农业生产为核心,包括多种经营、文教、卫生、交通道路、党团建设等方面的年度和阶段性计划,改进劳动管理制度。清理公共财产,处理好入社的经济遗留问题。一是清理老社公共财产。对所留公积金、公益金除去牲口草料、饲料、种子、肥料等费用,余额按社员底分进行推摊,并建立财务管理制度。二是土地入社问题。社员所有耕地、场地等一律无代价归集体所有,公粮由社里统一交纳。各社根据土地多寡规定每个人可留四厘到二分的自留地,房屋、宅基、树木归社员私有,果园、水井、水车一律作价入社。三是将牲口、农具评价,老社一律不动,原价转入高级社,未评价的按市价合理评议。四是对种子、肥料、饲草等生产投资的处理。按老社不动,新社民主评议出数量价值,由初级社按分摊的办法推平,作为生产底垫。对原来私有公用的牲口所耗畜力,由高级社受益后支付。

    随着试办高级社经验的推广,从1月至2月,仅一月有余,将全县1600多个初级社合并为198个高级社,入社68956户,占总农户的99.7%(深山区个别农户因居住分散,只能分散生产),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此,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被集体经济所代替。由于高级农业合作社统一使用土地、劳力、资金,为农业基本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发展多种经营、抗拒自然灾害提供了强大动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辉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较长时间,其过程是艰难曲折的,积累有经验,也有教训。

第一,1954年之前,辉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

辉县老解放区有农业互助合作传统,在辉县全境土地改革全面完成后,立即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有效制止了农村的两极分化,这要比在新的两极分化的状况已趋严重之后,再去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阻力要小得多,也容易得多。在农民获得了生产资料,欢欣鼓舞之际,通过广泛宣传党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政策,组织各区领导干部、农民代表参观、演讲,召开多次互助合作会议,树立典型试点,表彰模范,组织交流互助经验,订立半年计划,在承认私有和保护私有的同时,教育和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形成了浓厚的舆论氛围,为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采取由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步骤,积极领导,扎实推进,由低到高,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逐步积累集体经营的经验,培养管理集体所有制的干部,使农民比较自然地适应集体生产,接受集体所有制,避免了由于生产关系的突然变化可能引起的对生产力的破坏。

坚决执行自愿互利和依靠贫下中农的政策。在运动中,不管是入社还是入组,一般地说,没有搞强迫命令,注意尊重农民的意愿,对条件较好的富裕中农也是如此。

抓好生产,提高农作物产量和群众生活水平是搞好互助合作的关键所在。为提高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积极性,县委领导各区、乡、社及时抓住春耕、夏收、秋种、冬藏等生产环节,组织生产,力争实现粮食增产计划。

一是根据辉县实际,大兴水利。从19492月到1955年,全县打水井5521眼,筑旱井12728眼,开挖富庄、柳叶、马头口、百泉东一支渠和峪河、黄水、耿村等渠道75条,购水车2143部,修池塘283个,增加抽水机7部。全县水浇地从1949年的228285亩增加到48万亩。二是多方开展积肥运动。在麦秋农忙间隙除经常组织割草、搂叶、沤制土肥外,全县购买化肥1万余吨,饼肥9000余吨。三是改良新式农具。全县平均每年购买步犁1000部,双铧犁1200余部,动力机械65台,其他各种农用机械1400余件,实行深耕细作。四是推广优良品种,种植高产作物。如推广字棉,以代替产量低的土棉花;大力推广平原50”辉县红小麦;推广胜利8稻;推广胜利100”红薯,代替土种红薯。为鼓励群众选种、繁殖保留良种,实行了良种加价政策,每斤小麦良种加价2分、每斤胜利8稻加价3分等,并大力推广了合理密植、温汤浸种和药剂拌种。玉米由每亩1000多株增加到3000多株,棉花由过去每亩2000株增加到5000多株,还推广了玉米、豆子间作,增加复种指数。

第二,辉县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的教训。

辉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自19556月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倾向,其主要原因是辉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在现有互助合作化(70个初级社)的基础上,于三秋前发展到140个,冬季发展到362个,1956年春发展130个,总共发展到700个左右。这个计划偏大,干部的领导水平与群众的觉悟都难跟上,从1952年底的14个社到1954年春发展到70个,发展得已经很快了,存在的问题较多,县委及时组织力量整顿才巩固下来。1955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 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右倾,甚至说他们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动员全党积极热情地迎接互助合作运动高潮的到来。报告中对于党内在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的邓子恢等同志所进行过火批评,如斥之为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认为这些同志犯了立场上的错误,代表了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的利益。这些讲话和决议传达到基层,强烈地震撼了县委、县政府各级领导及党内同志的神经,形成了人人怕犯右倾错误的不正常氛围,产生了比右好,发展合作社越快越好越多越好的错误认识。97日至14日,县委连续召开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和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到会1816名。会上传达贯彻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指示及省、地扩大会议精神,检查批判了农业合作社运动中的所谓右倾保守主义。10月,全县初级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2.3%,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12月,全县建成高级农业合作社198个,入社农户占99.7%(只有山区人口稀少、面积很大的极少数人未能入社),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其速度之快是始料未及的,连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也没有想到,只好一次又一次修改计划,猛追猛赶,使农业合作社运动的进程,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的汹涌澎湃的浪潮。

1955年下半年掀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脱离了运动的正常轨道。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群众觉悟看,以前的合作化运动虽然较快,但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性是比较高的。1955年下半年,在上面的压力下,初级社尚未完全建成,就加速度、跳跃式地建立起高级社。极大地超过了原定计划,原计划用十几年的时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任务,6个多月就完成了,其中96.2%的农户是在1955年下半年入社的。由于运动过急过快,造成了一些失误和偏差。

首先,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即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年初,因操之过急,背离了稳步前进的原定方针,只图快、不图好,形成互相攀比发展速度,盲目扩大公有制范围,压低入社生产资料价格的普遍状况,打击了农民的入社积极性,造成了部分农民群众的不满。在四评工作中,干部片面强调集体利益,不能兼顾社员个人利益,出现了强迫命令的严重情况。农业社管理混乱,牲畜疫病死亡等问题比较严重。据统计,195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55年下降578000斤,牲畜减少63273头。直到19579月对农业社进行全面整顿后,才逐步有所好转。

其次,农业合作社的形式过于千篇一律,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过分强调集中生产和统一经营,不断扩大社的规模,全盘否定了分散经营,以致公有化程度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在农业社内部,不重视发展商品生产,造成传统的副业收入减少。1956年全县的副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31.7%。由于长期忽视副业生产,在干部中形成了发展商品生产就是支持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错觉,致使农村的商品生产长期发展缓慢。建社过程中出现了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以及铺张浪费、滥用民力、管理混乱、生产集中过多、多种经营下降等诸多问题,比较严重地伤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如此,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客观需要的,方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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