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辉县历史(1949.10—1978.12)第三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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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辉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和1958年春,一些地方为了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粮食亩产四、五、八(即到1967年,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淮之间亩产500斤,淮河以南亩产800斤)的奋斗目标,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在农田水利建设中进行超过社界、乡界,甚至是县界的生产协作。1958年春,有些县、乡为了解决在生产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提出小社并大社的要求。1958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小社并大社,人多力量大,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各地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

而辉县,1957年为了加强对山区建设的领导,除保留南村一个区外,又设上八里、南寨两个区,其他地区划分为12个县辖乡,原来的小乡一律撤销,又取消了16个中心乡。这时全县有514个高级社。

1958年《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文中讲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86日,毛泽东视察刚刚成立的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8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对当地领导干部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19588月下旬,辉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动员各级干部行动起来,迅速大办人民公社。

全县闻风而动,几天时间内将全县514个高级社合并为10个人民公社,这10个人民公社是:城关、南寨、南村、上八里、高庄、常村、峪河、赵固、薄壁、梁村。形成50个高级社并为一个人民公社的规模,每个公社平均7200多户,全县72629户农民,全部加入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由于强调一大二公(公社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倾错误迅速蔓延开来,原高级社的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交出自留地,并将私有房基、牲畜、林木、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也交给公社,所有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把劳力按强弱、技术情况分成等级,同时实行粮食供给制,不管家中劳力多少,都按人口免费供给粮食。公社对社员实行十五包,即对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婚葬、烤火费等费用实行供给。在劳动管理上推行军事化,参加民兵的达16.16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4%,全县成立了13个团,80个营,733个连,2429个排,7053个班。各个生产大队都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公共食堂,取消农村厨灶,实行吃饭不要钱。建农村妇产院515个、幼儿园1760个、托儿所1856个、缝纫厂246个、制鞋厂132个,达到了所谓解放家庭妇女,使她们摆脱家务与老幼拖累,全部参加生产劳动的目的。各人民公社都建立了文化馆、图书馆、展览馆和文工团,并打算三五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种政社合一的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体制,各种权力过于集中,它可以无偿调拨集体、个人的人力、物力办工业、办水利、办各种福利事业,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严重地剥夺和损害了社员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据后来统计,1958年以来无偿占用集体和个人的土地、房屋、物资、劳力,折价就达630.5万元。大家反映说:人民公社养懒汉,干多干少三块半(公社社员被评为一级劳动力的,每月工资3.5元),弄得谁也不想干。不少地方杀猪宰羊吃牲口,砍树伐木毁农具,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人民公社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基本建设,动辄夜以继日,搞疲劳战,还强调公社生产自给,把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甚至家庭副业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这些情况表明,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

二、大办公共食堂

在各种大办中,尤以大办公共食堂,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给人民群众带来很多不便。因而在大办食堂过程中遭到社员群众的普遍反对,最后不得不解散,这其中,可供借鉴的教训非常深刻。

1957年,经过全民性的整风运动,辉县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任务重,时间紧,要求高,劳动力严重不足,成为当时农村普遍而又突出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适应农业大跃进的形势,一些农业社自发地办起了临时性的工地食堂、农忙食堂。

1958720日,经县委讨论,决定以大跃进的速度,在全县范围内大办和普及公共食堂,也就是吃大锅饭,并把公共食堂作为共产主义萌芽来推广。当年12月底,全县实现了食堂化,成立公共食堂2494个,全县10个人民公社7.3〗万户35万农民参加了公共食堂。

辉县农村公共食堂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伴随着人民公社化,普遍建立公共食堂。

思想发动。大力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当时认为,实行供给制食堂,能将人们的私有制观念逐步削弱,有利于广大社员树立共产主义生活习惯,所以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应该保护和促进它的发展。当时总结公共食堂的优越性还有:能解放广大妇女劳动力,使全县围着锅台转的7万多名女劳力正常地参加劳动;能够大量节约经济开支;因生活集中,可以随时召开会议,研究布置各项工作,便于领导和组织生产;能够大大减少社员家庭生活琐碎事务,统一时间吃饭,统一时间劳动,克服过去等前盼后,生产上的窝工浪费现象,提高劳动效率,等等。

公共食堂开办之初浪费严重。1958年夏秋,竞放高产卫星,很多干部以为粮食确实多得吃不完。从初建食堂到19583月底这一阶段,绝大多数食堂没有实行定量,当时叫做放开肚皮吃饭,社员每天上桌吃饭,饭菜多样化,天天像过年。很多食堂订了饭谱,实行7天不重样、10天不重样等。各个食堂又普遍学习苏联,建立面包炉,吃烤面包。这一阶段,从一家一户的小灶转到集体的大锅,用粮无计划,管理松弛,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进入1959年,公共食堂的饭菜就大不如前,管理上也存在很多问题。

第二阶段,实行饭票制度,以人定量,粮食标准成人每天1斤左右,小孩酌减,节约归己,超吃个人负责。

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强调在整顿人民公社时积极办好公共食堂,认真解决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提出要让社员自愿参加食堂。辉县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公共食堂逐个进行检查评比。提出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的口号,全县组织近千名国家干部到食堂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开展八比八看活动,即比思想,看作风;比学习,看发明;比生活好坏,看群众反映;比民主管理,看制度执行;比计划用粮,看节约储备;比生活调剂,看花样多少;比账目日清月结,看公布上墙;比安全,看卫生。通过检查评比,干部多吃多占情况有所收敛,食堂管理得到加强。19596月之后,全县对办公共食堂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进行了初步清理,部分物品归还原主或者折价赔偿,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得到了初步遏制。

第三阶段,瓜菜代1960年,全国各地粮食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供应更加短缺,粮食标准大幅度降低,辉县也进入低标准时期。成人每人每天的粮食标准因社而异,大体在12两、10两、9两上下(1斤等于16两),城关公社等人多地少的地方,最低时每月降到13斤。食堂的管理工作,要求做到三搭配(粮食蔬菜搭配、品种搭配、主副食品搭配)1114 日,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下发后,辉县县委、县人委动员全体人民,大搞瓜菜代,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低标准瓜菜代相结合,把麦秸、玉米苞、粗糠、玉米芯、橡子壳、棉花壳、花生皮、花生秧、红薯秧等都收集起来,磨碾后充作代食品。这时,农民群众普遍反对公共食堂,低标准使食堂再也办不下去了。

19614月,中共河南省委下发文件,文件中说,停办食堂, 回家吃饭是群众要求。实践证明,回家吃饭,方便群众生活,有利于生产。要求各地发动群众,讲明政策,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当后即可停办。  

散伙前,各级干部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认真登记食堂物资,进行分类排队;理清账目,结算存欠,以户算出应分物资,并列榜公布;帮助社员修理、添置炊具,准备烧柴和生活用煤;干部分工负责,访问困难户,解决具体问题,安排好社员生活。

由于解散食堂顺应了群众的要求,工作比较顺利。

大办食堂的失误,可以总结为下面几点:

第一,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和群众的觉悟水平。

大办公共食堂,实行部分的按需分配(即供给制),是一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和人民觉悟程度的的做法。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小农经济意识在社员群众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过去一家一户生活惯了,一下子走进公共食堂,思想上、习惯上转不过弯来。公共食堂在粮食标准上、管理服务上实行的又是平均主义,难以照顾男女老少的饮食特点和多种需求,自然引起群众的不满。

第二,实行供给制,背离了按劳分配原则。

参加食堂之后,对劳力不再记工分,按劳力强弱分红。把劳动力分成等级,一等强劳力,每月3.5元钱;二等劳力,3元钱;三等劳力,2.5元钱。供给比例远远大于工资比例,背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强壮劳力和有一技之长的群众觉得吃亏,出工不出力现象十分严重。在吃饭上,劳力多的户与劳力少的户的粮食定量差距很小,造成劳力多的户粮食往往不够吃。  第三,对农民的严重剥夺,使农民心怀不满。

在兴办食堂初期,生产队常常无偿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等动产与不动产,引起社员恐慌,造成思想混乱。1959年整社时,对私人财物的退赔,也很不彻底。

第四,农村干部多吃多占,造成干部与社员严重对立。

1959年下半年,由于粮食短缺,进入低标准时期,人人都吃不饱。社队干部、食堂管理人员与炊事员克扣社员口粮标准,多吃多占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地方偷盗成风。社员向社员,腰中缝个小布袋;队长向队长,麻包往家扛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这就是当时农村生活的生动写照。

第五,农村公共食堂管理混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食堂成立初期,以为粮食多得吃不完,造成大量浪费。1958 年秋,由于大办钢铁和吃大锅饭的影响,红薯、棉花、玉米烂在地里的情况并不鲜见。食堂成立,主观愿望想大量解放妇女劳力,实际上不但没有解放妇女劳力,还得用整壮劳力去做饭,此外帮伙、烧煤烧柴都需抽调劳力。大部分食堂管理混乱,窝工浪费现象严重。加上食堂卫生条件很差,损害了社员的健康。所有这些,与当时为推广食堂总结的食堂优越性正好相反,最后解散也就成了食堂的必然归宿。

三、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的错误

195982日至16日,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共河南省委于9月间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布置反右倾斗争。

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县委于10月初至11月中旬,分别召开了扩大会议和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在领导干部中开展反右倾运动。以柴具材为首的地委工作组直接领导了这一运动。从始到终参加反右倾斗争的党团员、干部共有2110余人。

县委扩大会议是从103日至1110日召开的,历时1个多月,出席106人,分为6个组。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县委扩大会,第二阶段是县委扩大会与三级干部会议交叉进行,传达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和省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县委书记处书记和常委普遍进行检查,并对重点人作一般性的批判(根据每个人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划分拥护、基本拥护、动摇、反对四类,三类、四类是所谓的重点人)。集中批判谷占春的所谓右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在党内层层揭发批判右倾思想,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县委第一书记谷占春首先代表县委作了全面检查,接着书记处书记董思孝、李德运、林子玉、席光华、郑永和等依次作了检查。谷占春连续作了五次个人检查也未能过关。所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上,实行包工包产的地段责任制;在收入分配上,实行按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计酬办法;在生活管理上,强调小自由,允许社员回家吃饭;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关系上,反对高征购,想叫社员多留点、多吃点,允许社员大集体、小自由,开小片荒、养家畜家禽等;在畜牧业上,说大槽喂养牲口瘦,小槽喂养牲口肥;在水利建设上,反对大哄大嗡,劳民伤财;在大办钢铁上,说全民发动,得不偿失;在工业上,说摊子太大,得退下来;在公社化问题上,说公社化快了,人民生活差等。会上把反映实际情况的党员干部,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加以揭发和批判斗争。抓出118名犯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右倾错误的党员干部,并对其中的80人给予了警告、留党察看、撤职、降职等处分。受处分的占犯右倾错误67.79%。1960130日,谷占春被新乡地委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县委常委、第一书记职务,降职为赵固人民公社副社长,下放九圣营大队劳动,书记处书记郑永和降职为水利局副局长,县委委员秦占福降职为畜牧局副局长。县直科局长4人与公社正副职领导19人都受到了降职处分,有40名一般国家干部和18名大队正副支书、大队长也受到了处分。

这场反右倾斗争,是一场错误的党内斗争,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一,违反了党内政治生活原则,使党内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正之风,使党内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更加发展。第二,错误地把党内方针政策上的正常分歧说成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把党内矛盾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升级。第三,这场斗争中断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后纠正倾错误的进程,使倾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这场反右倾斗争,使党内倾思想重新发展起来。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口号下,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为标志的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原来在纠中实行的自留地、小片荒、房前房后零星树木归社员,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家畜以及地段责任制等有利于发展生产等规定,又被当做右倾废除掉。县委在1960226日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这次会议规定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52342万斤,皮棉总产量为1705万斤,花生总产量1050万斤,生猪发展到50万头,而实际上,全县粮食总产仅达到15370万斤,皮棉达到501万斤,花生达到210万斤,生猪达到4.5万头。本来已经收缩的兴修水利项目,又重新上马,大搞群众运动,以社队为单位,遍地开花,修了后来废弃的十几个水库,又采取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办法,发动6150人上山,修建了蓄水5万方的土坝水库多处,在1961年之后的几次洪水中冲刷殆尽。

盲目蛮干和连续三年春旱秋涝,使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产量连年下降,1958年,农业总产值6461万元,1959年下降为6421万元,1960年下降为6352万元,1961年下降为4982万元。几乎下降到1950年的水平,人民生活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农村一些社队的人员因吃粮标准太低,食物营养不足大量发生浮肿病。

四、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初步纠正倾错误

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乱子出了不少,与秋季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毛泽东:《 十年总结 》)。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混乱思想,也出了一大堆乱子。很多人认为,很快就有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觉察到这些的错误,从195811月初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7月庐山会议前期,就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虽然许多问题纠正得还不彻底,但这一阶段的纠正倾,贯彻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对保证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195811月初,中共辉县县委认真传达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开始纠正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认识到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都是错误的,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的错误。辉县第一书记谷占春在工作中身体力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坚决反对浮夸风。这年秋,孟庄组织大炼钢铁,虚报成绩,并向辉县小报投了稿,要求发表。谷占春经过调查,知道他们瞎吹,就坚决反对在小报上发表,严厉批评孟庄公社党委书记,并给以他撤职处分。当发现孟庄、城关在村头搭建跃进门时,就严令他们撤掉,并指示他们今后要多搞点有利于人民的实在东西,少搞点应付上面检查的虚假东西。县委委员们在谷占春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冒着政治风险,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时随地反对浮夸风和瞎指挥风。

19591月,辉县人民公社第一次整顿与巩固工作正式开始,至3月初结束。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县委抽调县直机关580余名干部,组成10个工作检查团,分赴各公社参加整社工作,各公社也动员所有大队干部全力参加整社运动。社队主要干部划点定片,包干负责,深入群众,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问题。

这次整社运动,从思想理论上纠正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错误,批判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思想,纠正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以及按劳分配原则的倾偏向。整顿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按照统一经营、分别管理的原则,初步建立生产与管理秩序;整顿党、团、民兵、妇女等组织,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整顿了兴办各种福利事业存在的缺点,合理安排社员生活;对一哄而起的社办工业,进行合并、撤销和新建。此次整顿人民公社历时一个月,对于建社初期生产上和思想上的混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次运动是在充分肯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成绩的前提下,是在进一步巩固部分供给制和食堂的基础上,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树立敢想敢干精神,争取1959年粮食保证翻一番的生产高指标竞赛活动的同时展开的,所以只是在认识上解决了人民公社所有制的界限问题,而没有触及公社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的实质,在管理体制上仍然实行公社经济核算、公社统一盈亏、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等办法,对掠夺农民以及干部的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问题还未触及,对共产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959227日至3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中共辉县县委召开县、社、大队、小队4144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又一次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整顿巩固和建设人民公社的运动。312日,县委又召开4544人的五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 》和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规定。3月底至4月初,各公社先后召开了公社、大队、小队、作业组四级干部会议,各社队还先后召开党团员会、群众会,进一步贯彻中央、省、地、县会议精神,从安排群众生活,解决粮食问题入手,研究讨论了整顿巩固人民公社中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包工包产问题。县委在各种会议上认真总结1958年的成绩,找出存在的问题,向群众作检查,还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在县委、县人委和县政法机关设立人民来访接待室,设立意见箱,给群众提供鸣放的机会,解除群众的顾虑,广泛吸收群众意见。各社队也是如此。短短半月时间,群众鸣放出意见46万多条,其中属于改进经营管理的12万多条,属于要求算账退东西的26万多条,属于干部思想作风的8万多条,各社、队根据这些意见,认真进行了整改。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公社的生产经营,19594月,县委制定了《 人民公社的体制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 》,要求各社队宣传贯彻,认真执行,推动整社运动的顺利进行。

这次整社运动主要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宣传贯彻中共中央郑州会议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认真执行党中央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总方针,整顿和改进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二是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根据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精神,清算国家与公社、公社与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与生产队和农民群众的各种账目,制止和克服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混乱局面,改进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方法,改进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组织新的生产高潮。

按照基本不动、个别调整和方便生产的原则,在全县10个人民公社下设立73个管理区,351个生产大队调整为364个,每个大队平均225户,生产大队下面又规划了2394个小队,每个小队平均34户,2394个公共食堂,实现了一个生产小队一个食堂。

在规划的基础上,确定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职权范围。明确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队是包产单位。生产大队向生产小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三包一奖制度,部分社队还试行了包工到户,定产到户,个人负责,超产奖励的地段责任制。生产小队也有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这种权限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队对劳力、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有固定的使用权,不得任意调动;二是小队有权对增产技术措施的实施作出决定;三是小队的超产收入,除按一定比例上缴外,其余部分归小队所有和支配。这些规定虽然在推广和落实中因反右倾斗争开始而中止,但也在短时间内对全县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

人民公社的体制改变后,对财务账目本着大账粗算,小账一般要算的原则,进行了全面的大清算,并尽可能使政策得到兑现,对能退的东西,原物退给群众,对不能退的则折价付款或签订付款合同,对需要继续借用的给群众打借条或定期付给租赁费,对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要求做到条条有处理,件件有落实。其中,县与各所属单位应该退给公社或大队的现金、房屋、土地,全部退还原主,计退还现金224.5984万元,土地1137亩,其他物资折价款18.2445万元。公社对大队退土地48609亩,汽车、马车250辆,小平车306辆,其他车辆1019辆,木材29657.4立方米,大中农具846件,猪羊10469只,其他物资218674件,合计平调折款442.0476万元,兑现288.3541万元,打欠条153.0476万元,要求1960年年底全部还清。集体占用社员房屋78230间,1960年年底退给社员5011间,暂时占用的73219间,房租费付给社员69%。生产大队对生产小队、生产小队对社员应退的房屋、牲口、家畜家禽、现金、木材及农具物料等项目,也都以同样的方法进行了退赔。鉴于前期退赔不彻底,运动一直持续到19614月底。县级退赔已落实到595万元,退赔兑现121万元,占25%,其余的打了欠条。1961年县里筹措资金,全部得到兑现。公社一级平调385万元,兑现275万元,占71.5%;大队一级平调269万元,兑现228万元,占84.8%;生产小队平调社员199万元,兑现186万元,占93.4%。未能全退给社员的,都给社员打了欠条,80%以上的群众都得到了现款,应得的东西也都得到手中。截止到19614月底,县级以上平均数字已落实到595万元,退赔兑现121万元,占25%,其余的打了借条。1961年年底全部兑现。公社一级平调385万元,兑现275万元,占71.5%;大队一级平调269万元,兑现228万元,占84.8%;生产队平调199万元,兑现186万,占93.4%。196156日,中共辉县县委退赔委员会发出《关于平调退赔工作意见》,要求通过政策经济兑现,深刻认识到共产风对生产力破坏的严重性,使党的政策更加取信于民,要求未能兑现的,本着先退个人后退集体的政策精神,坚决搞好四退工作(退土地、退房屋、退劳力、退牲畜),对退赔不主动、不积极的公社、大队进行了严肃批评,如梁村公社郭村大队1958年以来共占用与拆毁群众房屋271间,到现在仅退回45间,其中一户社员4口人,住房1间,却有10间房只住了一个干部,对这种不合情理现象提出了批评。对薄壁公社没有发动群众层层算账,凭公社干部主观估计也提出了批评,要求各级党委作出统盘规划,分别轻重缓急,统一筹划,合理安排,把退赔兑现工作彻底进行到底。在退赔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规定的谁平调、谁算账、谁退赔的精神,采取了以政策兑现为目的,边宣传、边鸣放、边登记、边对证、边兑现的方法,使群众自报和干部登记、群众认领和合理折价结合起来。算账后,群众普遍认为中央政策落实,领导说话算数,兑现实事求是,人人都较满意。

19615月,退赔算账后期,对干部作风进行整改,坚持检查从严,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都能自觉地检查认识,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过关的达4379人,占83%;检查不好群众不让过关需作处理的896人,占17%。其中党员170人,非党员726人,均给予不同程度的党纪、政纪处分。在做好组织处理工作的同时,各社、队均召开了党代会和社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全县共选出公社干部176人,其中连任169人,占96%;选出大队干部2076人,连任的2001人,占96.4%;选出小队干部1359人,连任的1083人,占79%。通过整顿,对干部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转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党群关系有所改善。

总之,通过算账退赔和整顿干部作风,的思想倾向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当时对错误的严重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仍然全面肯定,所以对于纠,认识还是片面的、浅层次的。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形势也没能根本好转。

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

1958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辉县县委运用多种形式组织了声势空前的学习宣传总路线的活动。主要领导干部亲自率领宣传总路线与生产检查团,深入全县各地宣传检查,鼓舞了全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同时也成为发动大跃进的思想动员。

随着全国大跃进运动的逐步升级,辉县也提出了工农业高指标的跃进计划。这些计划都是在贯彻中央成都会议批右倾保守思想的形势下提出的,是脱离实际和违反经济规律的冒进计划。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工业基础薄弱的辉县也开始了全民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运动,组织了125次誓师大会。以所谓先土后洋,土洋结合先小后大,大中小结合边建厂,边生产等办法,全县到处建工厂、开矿场,一年建厂2000多个。为完成中央规定的钢铁产量指标,辉县从机关、团体和广大农村动员了2.7万多人投入了钢铁大战,书记带头,全民动员,土法上马建起了两个小型钢铁厂和2000多个土高炉。在一切为了钢铁的口号下,从领导到群众都夜以继日地战斗在炼铁炉旁。1030日,放出了日产1.25万吨的巨大钢铁卫星。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全县声称炼出生铁2.6万吨,钢5473吨,提前完成了上级分配的钢铁生产任务。实际上,炼的钢铁绝大部分根本不能用。实践证明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破坏了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

与此同时,农业也搞了大跃进运动。全县自1957年冬季就大搞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一方面反映了农民改变生产落后面貌的巨大热情,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浮夸风。如1958年全县增加灌溉面积浮夸虚报竟达60%。甚至于提出基本田亩施肥5万斤,卫星田亩施肥10万斤,一般田亩施肥万斤以上;基本田深翻1尺以上,卫星田深翻3尺至6尺以上;粮食总产量要翻一番,平均亩产量千斤以上等脱离实际、违反科学的指标。

大跃进导致了浮夸风,浮夸风脱离实际,违反经济规律,破坏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1958年年初,毛泽东从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出发,提出农业社小社并大社的建议,并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定。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并社形成高潮。8月上旬,毛泽东在各地视察过程中,肯定了人民公社19588月,全县一哄而起建立10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体制,而且不切实际地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缝纫组、幸福院等。于是刮起了以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以及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等浮夸风。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把辉县的积累资金消耗殆尽,元气大伤;严重的浮夸风,给领导和群众造成对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和指导工作的严重失误;高征购使人民生活难以安排,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共产风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浮夸风又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极大地损害着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六、 纠正农村工作的的错误及整风整社运动

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党开始在实际工作中改变大跃进的指导方针。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中央开始重新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倾错误。1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12条内容主要是: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12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15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省委、地委也作了相应的指示。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地委指示精神,辉县县委于115日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和纠正干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开展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处理违法乱纪分子。

县委第一书记杨希民结合辉县的实际情况,作了关于整风整社的报告,明确了运动的指导思想、方针步骤和主要任务。其指导思想是,以中央两次指示和省委、地委文件精神为指针,检查纠正五风一平二调及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全面安排好群众生活,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清除敌人,夺回领导权,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树立占绝对优势的贫下中农的领导核心;领导广大干部认真转变作风,真正与群众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发扬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努力提高广大干部的政治经济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进一步贯彻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建立健全各种组织与规章制度,特别是财务制度,堵塞一切漏洞;加强保人保畜,组织生产自救,进一步掀起生产新高潮。杨希民还强调指出,当前的突出问题是灾情严重,干部不认真执行政策,违法乱纪,五风泛滥,坏人破坏。上八里、高庄、南村、峪河、赵固、占城6个遭受洪水袭击的公社要特别注意保人保畜,生产度荒,半日劳动,半日休息,恢复生产,复建家园,端正政策,转变作风,战胜困难。非灾地区要保粮保钢,大办农业,整党整社,纯洁组织,端正政策,转变作风,争取丰收。具体措施是:首先,安排好群众生活,认真执行中央提出的低标准、瓜菜代、管好粮食、办好食堂、劳逸结合五条方针,核实产量,落实三留(留口粮、留种子、留饲料)。其次,认真执行中央规定的各项政策,要坚持以队为基础,清理平调,坚决退赔;评工记分,按劳记分;社员的自留地,要迅速落实;夏秋两季三包一奖要兑现;搞好劳力、土地、牲口、农具四固定,坚决执行少扣多留,一般按三七开;房前屋后小片荒,允许社员开垦;允许社员喂12头牲口和饲养家畜家禽;社员积肥,要以质论价。再次,要转变干部作风,严格执行十不准:不准任意辩论斗争群众,不准克扣群众口粮或不叫吃饭,不准反瞒产,不准随意订立罚款、罚物等制度,不准任意搜查群众,不准体罚和打骂群众,不准给群众戴帽子,不准打击报复,不准侮辱人格,不准贪污浪费、多吃多占、搞特殊化。

会议决定生产救灾、安排好群众生活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重灾队,采取包起来的办法,口粮、盐、治病均由政府从拨发的救济款中解决;对轻灾队,以自力更生为主,辅之以必要的救济。

在查清灾情、核实产量、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县委组织110个报告团,839个宣传队深入生产大队,大力宣讲十二条,号召群众大挖大揭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大查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入村20余天,全县24.8万群众(占成年人数的97%),开展了大检举、大揭发,揭出了五风”397万条,初步揭开了盖子。全县划三类公社3个,占11个公社的18.2%;三类大队161个,占428个大队的37.6%;三类公共食堂137个,占2387个食堂的5.7%。全县共有小队以上干部15025人(包括食堂管理员),有708人归于三类人员。对三类人员中的重点人,开会进行批判斗争,县委在峪河、常村召开两个万人大会,改组了两个公社党委,把195名错误严重的干部送特训班,513名干部送集训班。集训特训人员经过学习中央文件,提高认识,交代问题,分别查证落实后,在36个月内分批放回。80多个重点人到年底才把问题查清。最后,逮捕判刑9人,撤职24人,免职27人,22人谈清问题后仍任原职。此次整风,退赔平调款55.8万元,占平调总数的49%;退赔房屋69928间,占平调房总数的93%;退赔平调器具56900件;退给社员自留地29909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5%;378个大队恢复三包一奖 管理制度,找出丢失马车481辆、家具6269件、其他3120件。

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县委于1224日集中11个人民公社布置以纠正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和民主革命补课,大张旗鼓地在干部中扫除五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

12月下旬,县委抽调4536人组成工作队,深入全县各公社、大队,迅速开展了以纠正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学习文件,提高觉悟,统一认识。工作组大张旗鼓地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宣传中央、省委、地委的文件精神,使全体干部群众明确这次运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治挂帅和物质保证相结合的道理;真正弄清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真正懂得共产风不是共产主义,搞一平二调也不是发展社有经济。通过学习,把认识统一到中央文件上来。

发动群众,肃清五风流毒。通过层层发动,群众消除了顾虑,大胆揭发问题。从检举揭发的材料看,少数干部违法乱纪行为是十分严重的。他们用辩论斗争、推搡、罚跪、脚踢、不让吃饭、罚劳役、禁闭、扇耳光、捆绑拘禁等恶劣手段对待群众,甚至打死打伤多人。如梁村公社,就有267人犯过这类错误,占干部总数的26%。大蒲水大队支书,一贯打骂群众,1958年到1959年春,两年间拖打群众50余人,经党的再三教育,仍然恶习难改,1959年春天之后又拖打群众21人。还有极少数干部敲诈勒索群众,段屯村支部书记勒索过22户群众,合计404元;全大队202户,他喝过160余户的酒,其中绝大多数是被迫的。

另外还揭发出其他问题23万条,如有的干部浮夸风滋长,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骗取荣誉;有的干部贪污腐化,吃喝浪费;还有的干部大搞一平二调,搞共产风,动辄侵占社员的房屋,砍社员的树木等。这些不良作风和行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后果,必须坚决纠正。

政策兑现。首先是政治兑现:一是对犯有一般五风错误的人,主要是加强教育,让其在群众会上作检查,消除影响;二是对犯有严重五风错误和违法乱纪错误的办特训班,让其检查交代问题。其次是物资兑现,按照中央指示,彻底纠正一平二调错误。从人民公社成立后算起,凡是违反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抽调和占用生产大队、生产队、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力和其他财物的,都必须清算和退赔。据196156日统计,县以上应退平调物资折款595万元,已退赔121万元,占25%,公社一级退赔385万元,兑现275万元,占71.5%,大队一级平调269万元,兑现228万元,占84.8%,生产队应退199万元,兑现186万元,占93.4%11个公社、428个大队、2000多个生产队退给群众或互相退赔物资100余项,其中退土地16006亩,房屋7738间,牲畜439头,猪羊5931头,大中型农具14141件,其他物料7.6万件。机器61部,各种车辆678辆,水车104部,家禽464只。安排调整生产关系,安排好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1961430日,县委召开2500余人参加的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传达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讨论人民公社体制、分配、食堂、家庭副业等政策。在全县农村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同时调整了生产队规模。

在解决平调兑现的同时,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了处理。对县、社、队三级所办企事业的劳力压缩了13%,农业第一线的劳力增多了,外流的人员也陆续回来了,经济情况好转了,如梁村公社侯村大队1959年每个劳动日价值2.5分,1961年上升到了36分。19622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并在全县农村切实推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包工、包产、包投资、起产奖励;土地、劳力、农具、牲口固定)和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的政策,以前怕平调不敢发展生产的思想消除了。截止19611月底,全县376个大队落实制订了1961年夏季三包一奖合同,837个小队制订和修订了生产计划,重新筹集资金,整修与新添了不少生产工具,据全县1763个生产队统计,共购置各种农具2.96万件,修理3.46万件,买回牲畜29头,猪羊1173头,全县找回各种农具11468件,生产力得到恢复。全县按实有土地的5%,分给了社员自留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步伐显著加快。

通过这次整风整社,的思潮和做法有所收敛,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了,纠正了一平二调的错误,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在所有制方面的合法权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对于扭转农村经济形势,战胜困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和民主补课中也犯了斗争扩大化错误,打击伤害大批农村基层干部。

随着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转变和农村政策的逐步调整,对过去反右倾时被批判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的工作提上日程。19616月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的指示明确规定:过去批判和处理得正确的,不再改变;过去批判和处理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按照这个精神,711日至17日,县委召开了121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对1959反右倾中受批判的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16位干部平反并赔礼道歉。720日,辉县县委讨论决定撤销对谷占春的处分,1228日,省委、地委同意撤销对谷占春的处分,恢复名誉和原工资级别待遇,分配他任辉县县委第二书记(1962123日又升任第一书记)。1962年,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几年来受批判处理的国家干部和教员787人,甄别结案748人;受到批判处理的基层不脱产干部832人,全部甄别结案。同时,对整风整社和民主补课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的1412名党员、干部也进行了复查,处理错的都作了纠正。

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也作了大的调整。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对1958年以来盲目上马或可以缓建的项目停建或缓建,精简城镇职工,充实农业第一线。1961年基建投资仅为1960年(317万元)的0.6%。非建设性投资由上年40万元降为0.1万元。1962年,依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无条件生产或严重亏损的国营企业停办8个,合并8个,9个在大跃进中过渡为国营工厂的恢复为生产合作社;5个过渡为国营商店的,其中1个复转为公私合营商业总店,2个转为合作商店,2个转为合作小组(共24小门市部,21个货摊)。从1960年开始,3年中关闭63个企业,占原数的61.1%。还在教育、卫生、交通、商业等系统停办、合并一部分机构,累计精简职工5769人,占原职工总数的51%。全县国民经济经过3年调整之后,开始走向了协调健康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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