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辉县历史(1949.10—1978.12)第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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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9665月至197610月,辉县同全国一样,开展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文化大革命虽然后来被称为政治大革命,但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特殊的政治运动,使辉县的各级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受到极大坡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残酷迫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受到空前的践踏,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影响,历史文化遗产被洗劫破坏,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受到巨大损失。

第一节  动乱局面的形成

196511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年初,这一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19665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1966525日,县委根据中共中央·一六通知精神,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郑永和,副组长董思孝、孟祥吉。小组下设办公室,孟祥吉兼主任,王长江、孙进任副主任。6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该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并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辉县各中学的学生积极响应。一时,学校走廊、院墙满是揭批校领导、教师的大字报。揭批的内容综合为:(1)攻击学习毛主席著作;(2)攻击大跃进,诬蔑党的政策;(3)打击贫下中农子女;(4)阻止文化革命运动。辉县第一高级中学有教职员工72名,被揭批的达52名。为稳定局势,辉县文革领导小组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立即向各中学派驻工作队,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714日,文革小组将全县中、小学教师5000余人集中于县第二高级中学、职业学校、棉花收购站、县委党校等地(时称集训),号召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各驻校工作队带领学生代表参加。集训初期,教师揭发批判校领导。之后,教师揭发教师,搞得相互猜忌,人人自危。最后200余名知识水平较高、教学业务能力较强、地富出身、历史上当过旧军政人员的教师,被列为黑帮牛鬼蛇神,揪出来戴高帽、画黑脸,游街示众,部分教师还被殴打,受到人身攻击,个别教师因不堪凌辱而自杀。为制止这种混乱局面,94日县委停止集训,全体师生返校,停课闹革命、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的教师返校后失去自由,长期被管制,强迫劳动。

教师集训严重干扰了全县的教学工作,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破坏了教师之间的团结,使不少教职员工受到不应有的折磨和迫害,给教育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9月中旬,县委书记谷占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通知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所有公共场合,只挂毛泽东主席画像,中央其他领导人画像一概撤去。

19668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号召青少年要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迅猛兴起。23日,百泉农业专科学校的学生率先行动,建立·二三红卫兵组织。25日,该校·二五红卫兵组织也挂牌成立。之后,辉县第一中学及各中学的学生纷纷建立红卫兵组织,起来造反,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揭露所谓的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冲击学校领导和教师,并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对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实行揪斗、体罚、抄家,把造反不积极的人诬为保皇派,将居住城关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弟定为黑五类,并连同家属一起赶往农村去劳动改造。在首都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消息鼓动下,红卫兵对县城和百泉的文物古迹肆意毁坏,他们对寺庙古建筑的碑文石刻,民房上的五脊六兽、木刻砖雕,家庭中的古书字画,妇女的金银手饰,剧团的古戏服装也毁坏殆尽。据当时城关、百泉、孟庄3个公社统计,仅在短短的十几天就拆庙宇134座,打毁神像189尊,砸坏、剜刻古碑1100多件,推倒屋脊吞兽1万多件,焚烧古书、字画、家谱3万余幅(册)。致使许多家庭被搜查,许多干部群众被辱骂甚至被殴打。在立四新中,许多亭台楼阁被改名,许多村名被改来改去,如梁村大队被改为红旗大队,三里屯被改为四新村,等等。机关、工厂、学校的大门全被漆成红色,街头、院落的墙上到处是红漆涂写的毛主席语录。

9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全国各地学生先是蜂拥北京,之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大串联。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根据《通知》精神及当时形势,先后组织6批共7000余红卫兵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回县后红卫兵到处串联,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鼓动造反。至年底,从城镇到农村,各行各业普遍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同期,在《人民日报》刊登的社论《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鼓动下,辉县各红卫兵组织还成批分赴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外地红卫兵也串联到辉县交流学习揪斗走资派经验。按照上级要求,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红卫兵接待站,为串联到辉县的红卫兵免费提供食宿,借支路费。

12月下旬,辉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宣布:各级党委、基层党团组织停止活动,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此,辉县的文化大革命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成灾。

1966年年底,各中学红卫兵组织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化大革命初期县文革小组派驻学校的工作组拉回学校进行批判斗争。县直机关、下属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本部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了揪斗走资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很多单位的党政领导受到严重冲击,难以正常工作,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1967123日,开封师范学院红卫兵组织·二四串联到辉县,在南关电影院门前召开火烧地县委大会,把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辉县县委书记谷占春扭到阳台上批斗,并丑化拍照,进行人格污辱,台下部分群众上台制止,出现殴斗混乱局面。事后·二四事态扩大,他们给几名群众扣上反革命帽子,强迫谷占春命令公安机关将压制革命的4名群众拘留。自此,县直机关和学校的干部职工、师生形成了革命派保守派(又曰保皇派)两股对立势力,两派群众多次在南关大街进行辩论。革命派人少,保守派势众。革命派对机关领导实行打倒性的批判斗争,保守派进行保护性的批判。两派群众认识差异很大,观点严重对立。

各单位的领导几乎全被揪斗、批判,有一部分还被戴高帽、挂黑牌、开花脸游街批斗。两派群众组织还相互争夺领导干部,胁迫县、局(社)领导火线站队,公开表示支持自己的派别。县委书记谷占春被红卫兵扣上地主分子、特务、国民党的帽子多次批斗后,又遭软禁及强迫劳动。514日,谷占春含冤去世。两派群众在其殡葬、五七、周年时多次进行殴斗。719日至20日,县直机关两派群众组织千余人卷入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派别斗争,两天武斗,三小营大队团支部书记李士信被殴打至死,伤者无数,很多人遭到对立派组织的监禁和严刑拷打。

19671月,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1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号召自上而下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在此形势下,县直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组成辉县联合造反司令部,夺取了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大权,县直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也相继夺取了本单位的领导权。各级党政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123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辉县人民武装部介入文化大革命,奉命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派干部进驻各机关团体,支持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全县的生产和工作。辉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在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谢富治砸烂公检法的号召下,失去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129日被撤销,辉县人民武装部协同298部队对辉县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代行其职。公、检、法干警被集中于百泉,批判罗瑞卿的公安路线,大批政法干警被批斗后下放农村劳动锻炼。11月底,县、社人民武装部的领导以军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县、社革命委员会。由于学校、医院、剧团等单位派性斗争严重、秩序混乱,县革委又以人民武装部为领导机构成立了“三结合支左办公室,抽调人员,进驻学校、医院等单位维护秩序。

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6711月,是辉县全面内乱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一些所谓造反派肆无忌惮,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互相攻击,迫害老干部,蹂躏当权派,搞得全县混乱不堪,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第二节  辉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全面夺权,引起了社会全面大动乱。为了制止这种严重的混乱状态,当时的中央报刊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反复传达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导方针,主要是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19678月以前,以百泉农业专科学校·二三和辉县第一中学的红色造反团为核心的二七造反派在辉县处于劣势。7月中旬,河南二七公社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封为革命造反派后,形势急剧变化。许多受蒙蔽群众纷纷退出保守派加入造反派83日,河南二七公社百泉公社成立后,经过辉县人民武装部三支两军人员做工作,各系统造反组织迅速实现了大联合。工人联合造反委员会农民联合造反委员会中学联合造反委员会红色教师革命联合会小学造反联合委员会县直机关联合造反委员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全县科局长一级以上的191名干部,已解放”149名(占78%),都站到了造反派一边,为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创造了条件。11月初,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辉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关于成立辉县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120日至22日,辉县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同期召开。县直机关党政群团、工交财贸、文教卫生企事业单位均属工代会范围;全县13个公社、478个生产大队均属农代会范围;全县中小学均属红代会范围。各代表大会均选出了各自的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三个代表大会委员会议上,选举产生了辉县革命委员会,共选出委员53名,其中造反派代表31名,占58.5%;解放军代表5名(占9.4%);革命领导干部17名(占32.1%)。常委13名,其中造反派代表4名,解放军代表3名,革命领导干部6名。主任委员郑永和(原辉县县委副书记),副主任委员刘怀松(解放军代表)、杨水泉(解放军代表)、张明信(造反派代表)。23日,辉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通过了辉县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十项规定,成立了办事、政工、后勤、农工、保卫、生产等6个工作组。

辉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缓和了当时紧张的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相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天下大乱来说是一个进步,但这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正常的临时的畸形机构,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倾错误路线的工具,特别是当时各级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造成了更高程度的集权。

    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队经申报县革委会批准,陆续建立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

第三节  刹三右一风运动

19684月中旬,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要大反右倾分裂主义、大反右倾投降主义、大反右倾保守主义;对河南翻案妖风的后台要展开大揭发、大批斗,即刹三右一风。辉县革命委员会中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和造反派中的少数头目(其中多数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处分的人)想乘机夺取革委会大权。他们相互勾结,暗地组织班子,一面印快报、撒传单,为夺权制造舆论,一面以惩治逼死谷占春的凶手为借口,给与自己对立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组织者扣上黑干将坏头头小爬虫的帽子,疯狂地追捕,残酷地拷打。他们开着汽车闯农村、冲机关,先后抓捕46人,关押在百泉农业专科学校、邮电局、防疫站、县供销社、医药公司等地长达月余。有228人遭到严刑拷打,其中57人被打伤,17人致残,1人被打死,2人被逼死。514日,他们又以纪念谷占春为名,疯狂殴打干部群众,引发了严重的武斗。

这场由省革委会发动的刹三右一风运动,是在林彪、江青互相勾结,精心策划,制造杨、余、傅事件后,报刊上连续发表社论反复号召,全国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运动,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使辉县已趋于平静的派性斗争再次发作,将有所恢复的社会秩序又卷入了逆向的巨浪,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

第四节 开展斗、批、改运动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一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段话,以后就简称斗、批、改斗、批、改最初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提出来的。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说的只是工厂,实际上,同样的做法也扩大到了其他各个领域。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他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这些单位总结的经验仿照执行。辉县的斗、批、改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起来的。

一、三忠于四无限活动

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林彪为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全国大搞个人崇拜,提出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于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县革命委员会号召全县工、农、兵、学、商以字作为一切思想言行的最高准则,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

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在全县铺开后,人们起床后第一句话就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唱的第一支歌就是《东方红》,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或背诵毛主席语录。见面打招呼也要先呼毛主席万岁革命口号,到商店买东西先对语录,营业员说上一句,顾客对下一句,对上语录才能成交。每天搞早请示(早晨面向毛主席像请示)、晚汇报(晚上面对毛主席像汇报)。要求干部、职工、农民大背毛泽东的《 为人民服务 》、《 纪念白求恩 》、《 愚公移山 》三篇著作(即老三篇)。毛主席语录随身带,天天读雷打不动。很多机关学校大跳字舞,做字操,唱字歌。全县制作品,大办三忠于展览,机关、厂矿、商店、学校、农村的大门、墙壁、立柱都写上毛主席语录,印上毛主席像或字;在主要街道和交通路口、电线杆上,竖立或悬挂毛主席语录牌和毛主席巨幅画像;人人胸前戴毛主席像章。此项活动的开展,导致形式主义、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达到狂热程度,反对三忠于四无限的则被批斗甚至关进监狱。

    二、大批判和大斗争

    辉县革委会根据上级的指示,在进行斗、批、改的各项工作中,一再强调要大批判开路。这种大批判的特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7年的重大成就和一系列政策法令、工作条例、规章制度等,硬说那些都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货色,错误地提出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1968927日,根据中央《 关于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精神,县革委成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抽调工人203名,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农民716人,组成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进驻机关、学校,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所谓斗、批、改;把反对只抓政治运动忽视生产的正确主张,称为唯生产力论,把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科研人员钻研业务,当做智育第一白专道路等,横加批判。错误的揭发和批判,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给生产、科研、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和破坏。

    三、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求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19685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毛泽东的批示和《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要求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69日,辉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县直各单位革委会成员和群众组织人员的会议,传达了新乡地区革委”“清理阶级队伍会议精神,部署打一场清理阶级队伍人民战争。县革委根据上级要求成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抽调数十名工作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县直、文教、专案几个组。县直单位及公社也层层成立领导班子,建立办公室,组织专案组,并设立检举揭发箱坦白交代站,贴大字报大标语,造舆论、造声势。号召广大干部群众把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揭发出来,进行批判斗争。自此,全县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纷纷开展起清理阶级队伍活动,群众揭发,大会批判,个人坦白交代,专案组调查核实,持续三年。据197011月统计,在全县干部中共清理出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122人,其中科局级以上干部41名。后经查证落实,除4人属于九种人(判徒、特务、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外,其余按照党的政策,全部解放,并分别不同情况安排适当工作。各学校、工厂、农村都清理出一批阶级敌人,经过批判斗争,查证落实,均未定性,不了了之。这场毫无客观需要的清理阶级队伍,不仅没有做到纯洁组织划清阶级阵线,反而给广大干部群众造成极大伤害,引起社会混乱。

    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毕业生的就业成为刻不容缓的严重社会问题。19681222日,《 人民日报 》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915日,县革委成立知识青年下乡安置办公室,接纳、动员以新乡市为主的外地青年和本地青年、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4月接受新乡市第一批下乡青年404人(另有带队干部7人),本县动员下乡青年54人,另有全家落户73户、173人,分别安置在西部9个公社。从1969年到1978年,连续9年共接收外地和本县知识青年3700人,先后安置到占城、薄壁、吴村、峪河、上八里、赵固、高庄等公社插队劳动。插队形式有建立青年生产队或青年小组的,也有零散跟当地生产队劳动的。插队地点多数是由安置部门安排的,也有少数是个人联系,安置部门办手续的。个人联系插队的青年,有来自郑州的,也有北京的。

    插队青年的住房问题,青年队以新建为主,零散插队的多借住民房,建房费用由国家适当补助,生产队投工。另外,国家发少量生活补助费和购置工具费。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2 ~ 3年后,表现好的由安置部门有计划地推荐给招工单位,返城就业,也有个人联系,由招工单位指名招工的。插队青年多数都先后返城,仅少数落户农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宣传为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进行教育改革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措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

    五、精简机构

    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是斗、批、改规定的一项内容。19689月,县革委遵照毛泽东精兵简政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把原县委、人委所属的48个部、委、科、局撤销,两机关180余人除抽调40多名造反派成员安排到县革委的办事、政工、农工、后勤、保卫、生产等6个组外,其余都精简下放。县直100多个企事业单位,合并为36个,1300多名所谓保守派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13个公社也下放684名,占公社干部总数1757人的38.9%。下放的干部,分四种情况,一是没有解放的走资派,多为科局长以上干部,150余人;二是未定性的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约占20%;三是保守派坏头头凶手,约占百分之十几;四是保守派成员中的一般干部,约占50%。下放的干部中前三种情况的人员带管制性,住牛棚,参加集体劳动,基本没有发言权;第四种情况的干部分配到生产大队后,一面劳动一面帮助队里做些其他工作。县革委政工组定期派人对下放干部进行考查,未定成走资派叛徒或其他分子的,多数在两年左右给予解放,安排适当工作,部分干部则在农村长期劳动不给安排工作。

    实际上,干部下放是将自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安置起来,等待分配的需要,也是当时革委会精简机构急需安置大批编余干部的需要,同时也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一批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的需要。广大干部下放到农村,虽然经受了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继续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

    六、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斗、批、改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

    19687月,毛泽东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8月,指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9月,提出给知识分子以再教育的意见;10月,提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意见;12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这些意见在党的九大后,全面付诸实施。

    文化大革命使教学程序被打乱,规章制度废弛,教学设备、图书仪器损失严重。1966年秋季,辉县各中学停止招生,大量高小毕业生失去升学机会。由于正常的管理制度被破坏,工(贫)宣队开始进驻学校,实行工(贫)宣队、革命领导干部、革命师生结合的革委会集体领导。

    1969年,辉县根据中央上初中不出村,上高中不出公社的指示,将中学下放到公社办,实行公社党委和县教育行政部门双重领导,学校建立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负责对学校的管理,全县各公社普遍建高中,大队普遍增设初中班,学制改为二、二制,即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中小学层层戴帽,教师层层抽拔,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77年,全县初中增至332所,974班,学生37728人。高中增至102所(少数生产大队也办起了高中)326班,学生16608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4年之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19706月,党中央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恢复招生,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方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用这种办法招收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以后,又确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即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本末倒置式的教育改革带来的恶果是:广大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学习过程中业务、文化课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走后门上大学在当时成为热门话题。应当看到,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教师还是恪尽职守,尽可能多地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和社会应用知识,不少工农兵学员也能经过刻苦努力,排除干扰,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总的来说,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这种所谓教育革命,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

    七、整党建党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被文化大革命冲击而停止过组织生活三年之久的党员和党组织进行的整顿和重建。

    196810月,辉县开始进行整党建党工作。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即五十字建党纲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只字不提,这显然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辉县根据这一错误方针,进行三年整党建党,至19718月初基本结束。

    19681027日至19694月党的九大召开为第一阶段。辉县首批13个公社207个大队作为试点开始整党、建党。九大以后至1969年年底为第二阶段,整党建党在全县普遍展开。1970年至19718月为第三阶段,主要是巩固整党建党成果。在整党建党中,要求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党员要斗私批修,党组织要吐故纳新。所谓吐故,就是要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根据这一条,错误地不让一部分党员恢复组织生活,错误地开除了一些党员的党籍。所谓纳新,就是要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吸收入党。按照这个要求,许多造反派头头,有野心、搞阴谋的分子,打砸抢分子进入党组织,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至1970年年底,全县477个生产大队全部建立了党支部,文化大革命前的15717名党员有13877名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867名党员暂缓过组织生活,受到各种处分的900名,其中被开除党籍的73名,吸收新党员1748名。

    196912月,经中共河南省革委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中共辉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永和,副组长杨水泉、刘怀松、申世亮。成员有张云林、张明信、秦文。之后,各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相继成立,恢复了公社一级党组织。

    按照文化大革命要求进行的整党建党,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存在问题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政府主义、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争权夺利、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和损害,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但是也应该看到,通过整党建党,逐步建立了县、公社、大队和各单位党的组织,先后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特别是许多老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以后抵制和反对各种破坏活动,稳定局势,推动工农业生产,还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

    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辉县和全国各地一样,还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9702月,县革委根据中共中央《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 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 》、《 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在全县掀起群众性的一打三反运动,捕风捉影地将一些人抓起来,就地关押,让其坦白认罪。至11月份,全县揭出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3人,有重大反动言行的1126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170人,有经济问题的5168人,其中千元以上的188人,5000元以上的6人,总计金额908100元,粮食12.5万公斤。退赔金额446500元,占应退的60.99%;退出粮食106500公斤,占应退的85%。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由于派性严重,搞逼、供、信,使一批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处分和打击,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在进行斗、批、改的同时,辉县传达贯彻了中央《 关于清查·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所谓·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攻击周恩来,时间不长,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任意扩大范围,在全国清查·一六分子,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县革委根据省革委的部署,于1971327日召开会议,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深揭深挖·一六分子。会后,在全县揭挖·一六分子,这种无中生有的清查,随意制造的阶级斗争,伤害了一些同志。

    斗、批、改运动除以上所述几项主要内容外,还有诸如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以及工厂管理革命、商业革命,等等,涉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斗、批、改任务的提出,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倾方针的表现,实际上是把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1971年,斗、批、改运动因林彪事件的发生而中断,以后实际上没有再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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