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从徘徊前进走向改革开放

1976年10月，党和人民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辉县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焕发出极大的热情。社会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轨，社会局势也趋于稳定。然而，长时期的“左”倾错误影响依然存在。1977年2月7日，《 人民日报 》、《 红旗 》杂志、《 解放军报 》发表由华国锋批准的联合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抓纲治国，继续革命”的错误口号。这些对于辉县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实行拨乱反正，起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使辉县的发展陷入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序幕，辉县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一节  “揭、批、查”运动

十年内乱，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为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并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恢复正常秩序，重新振兴起来，都有许多迫切的工作要做，可以说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揭发批判江青反党集团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逐步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1976年12月10日到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以及极左路线在各方面造成的危害。辉县县委遵照省委、地委指示精神，及时将江青反革命罪行材料向全县干部群众进行传达，先后在全县掀起大揭大批“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行；大揭大批“四人帮”革命罪恶历史；大揭大批“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为中心的三大高潮，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罪恶行径逐项进行批判。

“四人帮”完全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他们攻击老干部是“走资派”，老工人是“既得利益者”，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而把那些政治野心家、流氓阿飞、打砸抢者封为“先进分子”，委以重任。其在河南的追随者大肆鼓吹“一次站队定局论”，把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群众都分成一成不变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并在全省大搞“双突”，把他那一个“帮”派里的人，不问其本人历史和政治表现如何，都要拉进党内，塞进各级领导班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到处煽风要“放火烧荒”，妄图把军队搞乱，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四人帮”疯狂攻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搞“唯生产力论”，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革命搞好了，颗粒无收也不要紧”。其在河南的追随者对“全国大乱、辉县大干”视而不见，诬蔑辉县县委是“生产党”，光埋头苦干，不抬头看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彻底肃清“四人帮”流毒，正本清源，县委培训1000余名宣传骨干，组成报告团，深入工厂、农村、工地广泛宣传，对“四人帮”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行批判。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充分利用广播、墙报、专栏以及说唱、戏剧等形式，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追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简称“三种人”）。1967年建立各级革委会，在县、社两级干部中突击发展党员399名，占两级干部党员总数的12％。提拔为干部的29人。县委通过审查，共清理出86人，其中干部29名（省管1人，地管5人，县管23人），工人、农民、学生57人。这些人中有打、砸、抢行为的49人，贪污盗窃、腐化堕落的37人。根据党员标准和干部政策，受处理的33人，占38.3％，免于处理的53人，占61.6%。受处理的干部中地管干部3人，县管2人。在新乡地委的支持下，辉县县委充实和加强了县委领导班子，对公社和县直局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查，将一批受林彪和“四人帮”追随者迫害、久经考验、富有经验的老干部，安排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对一些受“四人帮”影响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县委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路线觉悟，分清路线是非，转变立场，支持他们大胆工作。

辉县开展的“揭、批、查”运动，沉重打击了帮派势力，消除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第二节  “一批双打”运动

粉碎“四人帮”后，辉县各级党组织和全县人民紧密联系实际，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挂帅人物推行的反革命路线和他们散布的种种荒谬言论，整个运动不断深入。就全县大多数单位来看，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被“四人帮”长期搞乱的路线是非基本澄清。从1978年2月中旬起，县委根据新乡地委的部署和辉县的实际情况，在全县511个大队分期分批地开展了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为主要内容的“一批双打”运动。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县委成立了“一批双打”领导小组。2月13日至19日，领导小组从县直机关、公社抽调932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行训练。2月23日，工作队入村，首批108个大队“一批双打”运动正式开始。

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打击阶级敌人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同时，也要解决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问题。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利用多种方法，采取有力措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迅速掀起了大检举、大揭发高潮，造成一种强大的政治攻势，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另外，认真做好各类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放下包袱，解除顾虑，积极投入战斗；对有错误的干部，教育他们自觉革命，主动检查，和广大群众一起搞好“一批双打”。

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及时组织力量，内查外调，查证落实问题，然后把揭出来的问题，梳辫子，列专题，开展大批判。当时辉县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批判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非法活动；批判侵占集体财产、多吃多占、假公济私、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请客送礼、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批判偷盗和乱砍滥伐集体树木、破坏林业的行为；批判封建迷信、“四旧”复活的歪风。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揭露出来的证据确凿的阶级敌人，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对问题较大、态度不好的对象采取会上检查的方法解决。对于犯有一般错误和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通过自我教育、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

经过群众揭发，查证核实， 108个生产大队共查出有贪污盗窃的715人，投机倒把的584人，多吃多占的1279人，行贿受贿的262人，借支挪用公款的1156人，累计金额1787942元。对问题性质严重的人除经济退赔外，给予刑事拘留处分；对犯有一般经济错误的人也作了经济退赔处理。

第三节  平反冤、假、错案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辉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清查帮派体系，打开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积极推行极左路线，拉帮结派，采取栽赃陷害、颠倒黑白等手段，到处抓所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老干部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致使很多同志蒙受不白之冤。1978年12月15日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县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中长期“靠边站”的老干部进行工作安排，会议历时10天。24日，县委召开广播大会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正式平反昭雪。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辉县县委专门成立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按照中央（1978）11号文件的决定，县委于1978年4月至年底，为全县121名右派分子摘帽，受株连的家属城镇户口也得到了恢复。

在辉县县委的领导下，“文革”中大批被冤枉陷害的同志得到平反昭雪，党的政策得到落实，全县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有力地促进了辉县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为下一步工作重心的转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节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次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把全县人民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逐渐端正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它使全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思想意识上最终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跨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进行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开创了农村改革的新局面。

一、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由来

“文革”以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推行“左”倾指导思想，遭到全党上下及广大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邓小平在正式恢复工作以前，已经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中央一封信，信中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随后他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5月11日，《 光明日报 》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文章，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6月份，从中央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发表文章或讲话，参加了这场大讨论。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如此众多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对一个理论问题如此关注，表态如此鲜明，实为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11月，河南省委指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各地要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认真开展好大讨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形形色色的“左”倾思想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当时辉县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许多重要问题存在一些分歧，如关于物质奖励问题、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关于发展多种经营问题、关于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问题、关于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等。现实越来越明确地提醒人们，辉县要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跨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就必须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摆脱“左”的思维方式，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在思想理论方面展开一场大讨论。

二、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9年8月，在辉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合保主持下，县委常委相继召开了四次专门会议，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经过学习讨论，常委们一致认为：“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针对这一要害，县委常委们提出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如果我们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入失败，我们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10月，中共辉县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在全县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会。各公社党委书记、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县直各局委的主要领导及部分大队的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紧紧围绕县委确定的“两大原则”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即：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大家放开思想，畅所欲言，讨论会的气氛非常活跃。同志们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虽有分歧，但是通过激烈的争论后达成了共识。大家一致认为：《 实践论 》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它是毛泽东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理论遗产。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并且回到实践中去，再经过实践进行检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由于领导的重视，与会者的积极努力，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使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问题在辉县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各公社党委于9、10月份分别召开党委会、国家干部会、大队支书会等各种会议，开展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们摆问题，谈体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用实践标准分辨是非，解决了一些影响“四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了加强对基层讨论的领导，各公社都建立了以党委书记为首的领导小组，制订了周密详实的计划和切实得力的措施，使这场讨论迅速在全县掀起了高潮。

除召开专门会议外，辉县县委于1979年下半年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两期理论培训班，为全县开展讨论准备骨干力量。

9月中旬，第一期理论学习班开学，参加学习的是来自农村社队、厂矿企业、机关和学校的理论辅导员，共计480人。10月，又举办了有520人参加的第二期理论培训班。

在听课、学习和讨论中，有一些学员对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双重标准”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对此，辉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秦自良代表县委给予了专题答复。他说：“主张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是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是理论上的混乱，一些同志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做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把真理和真理标准两个问题混淆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正如任何真理都不能由自己来证明自身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所以，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

另一种模糊的认识，是把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指针，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秦自良说：“从哲学上讲，承认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是承认理论认识对于实践的反作用，承认这种反作用，决不能否认实践所起的根本的决定作用，不能用这种反作用来代替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问题。”他还强调：“有人认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侮辱，其实，这不是什么侮辱，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培训班结束后，辉县在全县范围建立健全了理论辅导网，各公社成立了理论辅导站，大队成立理论辅导组，小队设有理论辅导员。辅导网内各个站、组之间经常加强联系，互通情况，互相促进。另外在大队充分利用黑板报、村广播、村夜校等宣传阵地，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宣传。

理论培训使全体学员懂得了拨乱反正，就是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彻底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把党的事业迅速推向前进。学员们还进一步把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正确区分开来，毛泽东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他和他的战友以及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经验的结晶，只有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避免在人民群众中发生严重的思想混乱。

为了使讨论在广大农村迅速全面铺开，开花结果，辉县各公社党委都采用了县委“抓好典型、以点带面”的措施，促使讨论在农民群众中广泛地开展起来。讨论自始至终体现了县委“衡量农村某一政策是否正确合理，是看它在实施过程中是否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善了生产条件”的指导思想。

各公社纷纷搞起了试点，并都建立了一套完整切实的学习制度，联系实际，对学习和讨论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将讨论引向深入。大家普遍认为：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根治思想僵化、半僵化的有效药方，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金钥匙”。

三、大讨论推动了辉县的社会主义建设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有步骤地解决了辉县“文革”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把“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扰乱的各方面社会关系调整过来，开始进行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农村体制改革工作。

大讨论后，辉县开始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在破除“左”倾僵化思想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抓紧解决和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加快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冤假错案涉及的大批干部得到平反，那些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精神振奋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另外，对地主、富农摘帽工作也宣告结束，从而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  通过大讨论，辉县开始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新局面，过去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方针政策得到纠正，过去是正确的却遭到批判的政策重新得到了肯定和恢复。如在农业生产上，过去不顾生产力的状况，任意改变生产关系，认为这样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那是错误的。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这是“左”倾指导思想在农业上的具体表现，应当加以改正。由于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过去是“每天上晌三打钟，干部社员头遍听，二遍等，三遍打过才出工”，“队长敲烂钟，上工慢腾腾，责任不明确，干活磨洋工，好坏都记分，下晌一溜风”，实行责任制后是“上工不打钟，下地满天星，干活使真劲，工效成倍增”。生产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弊端，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从1979年10月到1980年上半年，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有6万多人，讨论中采取了联系实际，回顾历史的方法，批判“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锢，对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五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辉县顺利实现工作重心转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结束了1976年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经过“揭、批、查”、拨乱反正及真理标准大讨论，辉县工作重心的转移已经具备了条件：基本上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和反动的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分清了路线是非；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清除了那些“闹而优则仕”的“角刺”人物；对林彪、“四人帮”迫害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逐步恢复和发扬；实现了安定团结，加强了全县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农业生产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轨道。1978年辉县全县粮食总产34000万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所有这些，都为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79年2月14日至3月2日，新春伊始，万象更新，辉县县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武器，召开了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动员全县人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辉县县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反复学习讨论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 农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重要文件。在此基础上，结合辉县实际，拟定了《 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补充意见（讨论稿）》。为尽快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辉县县委对当时的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总结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稳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切实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发挥大队公社的领导作用。落实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把集体生产和社员个人利益融合在一起，合理安排社员家庭副业。

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调整好农业内部结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善生产条件。根据辉县实际情况，以治水改土为中心，以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为重点，坚持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实行山、水、田、路、电综合治理，兴利除害两手抓。

改革工业体制，搞好工业生产。继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搞好企业管理，深入开展以优质、高产、低消耗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生产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的产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评奖为计奖，实行奖金兑现制度。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健全生产指挥系统，组织新的生产高潮。

搞好计划生育，做到按计划发展人口。本着安排一胎、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的原则，普遍开展“五查”运动，即：查组织、查思想发动、查措施落实、查手术后回访治疗、查计划生育工作重点转移，层层制订人口规划、落实措施。

加强党的领导。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抓紧解决好运动遗留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继续整顿领导班子，特别是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整顿好。对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开展党章和党纪国法的教育，严肃党纪，端正党风，使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大恢复和发扬起来。

辉县的广大干部群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解放了思想，打碎了精神枷锁，干劲倍增，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辉县在工作重心转移的第一年，国民经济就取得显著的成绩。1979年，农业在连续大旱的情况下，粮食总产62612万斤，较1966年25232万斤增产148.15％，多种经营也相应得到发展，尤其是社队工副业增长迅猛，1979年年底社队工副业产值达11598万元，占全县社会总产值34111万元的34％。全县工业认真贯彻落实“八字”方针，大力开展以高产、优质、低消耗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加强企业管理，许多单位扭亏增盈。1979年年底，辉县市工业总产值完成20921万元，较1966年1098万元增长18倍。其他如邮电、科学技术、文化卫生教育事业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由此开始，辉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逐步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