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辉县历史(1925—1949)第三章
时间:2012/6/6 18:03:09

第  三  章

克服严重困难

坚持敌后抗战

19402月至194312月)

第一节   积极恢复和开展敌占区的工作

194035日至8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下,在豫北发起自卫反击战役——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争取反共顽固派继续抗战,经过谈判,3月中旬与国民党军队达成了划界协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防区。据此,中共新辉获汲中心县委北撤林县任村,党在辉县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转入秘密形式。此时,国民党在豫北地区掀起反共高潮,日军也加紧了对敌后根据地的蚕食扫荡,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华北抗日民军消灭了董良俭的第四支队之后,朱程部队进驻西平罗,新辉获汲中心县委随后从武家湾迁到西平罗。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下与敌人进行斗争,4月经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批准,在林县任村成立了中共豫北地委,领导林、安、汤、淇、新、辉、获、汲等8个县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斗争。我党还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深入敌占区,建立各种情报机构,积极恢复和开展敌占区的工作。3月,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新五军孙殿英进驻侯兆川,同国民党政府县长关朝彦一起危害盘上人民。4月,中共豫北地委派王云清(河北磁县人)任中共辉县县委书记,在侯兆川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同时,豫北地委又派宣传部长刘清训到日军占领区西刘店隐藏,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同月豫北地委决定重建新辉获汲县委,由夏涛任县委书记,以赵固镇为联络站,负责领导盘下地区地下党的活动。他们在辉县全境秘密发展党的组织,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寻找职业掩护,英勇机智地在敌占区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

第二节  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19411月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3年春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长期盘踞在辉县北部山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及辉县土顽赵全五(西平罗人)、秦守英(司寨人)等人,在日本人的诱降之下,于1943年四、五月间先后率部7万人投敌,成为日军扫荡的帮凶。

1941年到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据此情况,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党组织,迅速转入秘密状态。在隐蔽期间,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广大党员的教育,要求改变工作方法。党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横向关系被切断,一律采取纵向单线联系办法。同时中断了不坚定党员的组织关系。这一时期,虽然党的基层组织有的瘫痪,个别党员意志消沉,但县委组织机构健全,不断指派党员以各种身份到国民党地方政权内部担任保长、甲长和自卫队长,利用各种机会营救被抓捕的共产党员,并因势利导,组织群众同汉奸、特务作斗争。这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和土匪乘机各自发展势力,名曰抗日,实则抗日不足,扰民有余,横行暴敛,欺压百姓。从1941年开始,严重的自然灾害持续三年,蝗虫肆虐,农作物严重歉收,山区和有些丘陵地区绝收。加上兵满为患,土匪横行,人民仅靠吃树皮、草根、野菜充饥,饿殍遍野,瘟疫流行,十室九空,田园荒芜,人民逃难他乡。

一、日军在沦陷区进行治安强化扫荡的罪恶活动

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纲要》把华北划分为3种类型地区。即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游击区)、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春到1943年连续推进治安强化运动,进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在强化其占领区法西斯统治的同时,对抗日根据地加强扫荡蚕食,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置抗日军民于死地。

日军占领辉县后随即建立伪县公署,内设秘书、行政、建设、财政诸科和警察局、承审处。1941年增设警察分局一处,拘留所一处,东、西、南3个城门和南关、东关各设派出所一处,李固、张村、百泉、高庄、赵固、峪河、薄壁设分所。全县建立4个区公所,村设保、甲,村民发放良民证,实行连保坐法。同年县公署建立新民会辉县合作社联合分会,伪县公署知事兼任会长。县公署知事历次更迭,先后为白雪亭(河南安阳人)、张鹤龄(安徽桐城人)、黄希均(辽宁人)、李怀仁(河北玉阳人)、孟庆云(奉天德库人)、文德睦、李侃(沈阳人),他们除积极推行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中日同文同种中日亲善等奴化宣传教育外,还在日军进行治安强化运动中残酷镇压人民。日军曾先后将扣押在监狱中的八路军、武工队、区干队侯玉魁、尹保宗、魏长荣等130余人用刺刀刺杀在灶君庙及琉璃阁等地,还将抓捕的720名村民送到黑龙江及日本国服苦役,日军在强化治安的同时,利用其经济组织,大肆掠夺民脂民膏,计有铜25.9万公斤,铁89.5万公斤,枪械5292,子弹33.12万颗,粮食1908.45万公斤,棉麻21.45万公斤,棉布140万尺。

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蚕食扫荡中采用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1941年春,日军对盘上北部山区扫荡时,在石井村强奸妇女20人,烧房180间,抢走粮食70石,大牲畜30头。1942年春,日军为了便于扫荡,推行所谓囚笼政策,强迫2万多村民在县城四周和百泉、高庄、赵固、司寨等地大量修建炮楼、碉堡、封锁沟,毁良田2万多亩,使根据地处在分割、包围之中。1943年日军一个中队进驻司寨村,强迫50多个村庄4000多农民挖战壕,当时还是荒年,很多农民瘦得皮包骨头,动作稍有迟慢,就被日军鞭打脚踩,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出,死在壕中。这个中队经常外出扫荡,每次都要以抓八路军为名抓些群众到东大庙用刺刀乱刺,或分尸取乐。一次,日军扫荡回来后,抓了30名村民绑到东大庙,全部用机枪射杀,东大庙成了万人坑

194342325日,日军扫荡辉县东北部山区,在18个村抢粮2160石,棉花4594斤,牲口23头,农具1099件。

二、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

1941年至1943年,辉县遭受罕见的旱灾、蝗灾。1941年春,水井干涸,河流断源,土地龟裂。六月,平原小麦严重歉收,山区丘陵地带绝收,加上日军、国民党军明抢暗夺,土匪横行,饿殍遍野,瘟疫流行,豺狼、乌鸦、老鼠以死者为食,到处可闻见腐烂死尸发出的恶臭味。一些地方还出现人吃人现象,全县饿死2万多人。生者背井离乡,上山西、下徐州,逃荒的达10余万人。辉县北部、西北部、东北部基本成为无人区。如宋庄44户,201人,全部外逃,有89人饿死在外,39人被卖往他乡。有王姓一家4口人全部饿死。1943年麦后普降喜雨,外逃者才陆续返乡抢种,庄稼长势喜人。7月下旬,飞蝗自南方袭来,遮天蔽日,落地二、三寸厚,秋禾、树叶、草茎,刹时被吃光,秋季又绝收,农民糠菜充饥,饥寒交迫,宰牲口,卖家具,一张桌子2升玉米,一口柜2升糠。战祸天灾,使根据地军需民用濒临枯竭,军民骨瘦如柴。更加重了敌后抗战的困难。

第三节 中共辉县党组织

坚持敌后隐蔽斗争

一、辉县盘下的隐蔽斗争

19404月,中共豫北地委成立新辉获汲县委。县委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敌后斗争。

19404月,中共豫北地委在林县建立,对外称八路军采购站,机关驻林北县白家庄,后迁杨耳庄。指导林、安、汤、淇、新、辉、获、汲8个县的工作。决定建立新辉获汲县委,并派夏涛、刘清训、梁心明和当地干部组成,领导新、辉、获、汲4个县的秘密工作。实际工作是以辉县为中心向周边三县发展。县委书记夏涛是察哈尔省人,刘清训是河北人,梁心明是林县人。因他们不是本地人,为寻找社会职业曾付出很大代价。梁心明被派到辉县赵固镇建立联络站。赵固离获嘉县较近,指导两县工作方便,地下党员陈益三帮助他在赵固集上建立一个杂货铺,李耀先值门市,梁心明在里面当掌柜。但经营三个月后,有人对梁来历怀疑,遂借煤油亏本关闭了门市,取消了联络站。经人介绍,梁又到汲县饮牛口石中金家里隐蔽,以种菜、卖菜为职业掩护,指导汲县地下党工作。刘清训找到在华北抗日民军一块工作过、现住在辉县西北部山区的华北抗日民军朱程司令员,向他要了80块银元,于辉县西刘店开设了杂货铺,负责西刘店及党的恢复工作;县委书记夏涛是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下县兼职。来到辉县后,就通知刘清训、梁心明到获嘉县师庄区北马营陈富田家里开会。互相交流沦陷区和国统区工作情况,研究了今后工作任务,传达了地委建立县委和隐蔽精干的决定。会后,刘清训先后到杨闾川会见了汪洋、余踊、郭立功和新乡的张天性、张连清、获嘉的刘方生、许光、王金奎(王洛),传达了地委的决定和工作安排。夏涛的职业掩护遇到了麻烦,除他是外籍口音外,他眼睛高度近视,很难公开职业化。因无固定职业掩护,行踪不定,1940年被国民党40军盘查扣押,虽未暴露身份,他们却常疑不释,新辉获汲县委对夏涛同志多方营救,均未成功,后因病重释放,释放后到一个同牢犯人家中养病,1941年夏病逝。

精干隐蔽后,各地干部利用职业掩护恢复与整顿党的组织,团结进步青年,壮大党的力量,开展反日打汉奸的斗争。刘清训在西刘店村,依靠崔树臻、李殿明两名党员,对原有的党员逐个进行了审查,把可靠的党员组成了一个支部,崔树臻任支部书记,李殿明任组织委员,李成华任宣传委员。为了保证和党组织的联系,确定西平罗的郭长岭和高庄的郭美任政治交通。他俩不仅出色完成了侦察任务,而且保证了党内工作的正常联系。在隐蔽时期,郭长岭通过各种关系,多次携带党中央文件和1940年《新年献词》、《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宪政》、《太行日报》等给隐蔽在农村党的干部传递阅读;郭美参加共产党任政治交通后,以行善乐施的宗教外衣作掩护,多次往返于辉县、汲县与获嘉之间,穿行于新乡、辉县的秘密联络点,传达上级指示,带回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情况。

二、中共辉县县委的建立与发动群众抗粮斗争

在农村隐蔽的党员不仅要利用职业掩护长期活动在农村,和农民一样进行普通的劳动,而且还要过动荡不定的生活,尽管如此,隐蔽的党员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仍然采取各种巧妙的方式同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顽强的斗争。

19404月,中共豫北地委任命王云清任中共辉县县委书记。王云清只身一人来到辉县北部山区,通过组织关系,在共产党员李文贵家住下,以卖油疙瘩为掩护,和当地党员秘密进行联系。后又打入联保内部进行工作。联保是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农村建立的一种组织形式,任务是为日伪催粮派款。广大群众因痛恨日伪和国民党的统治,不愿意到联保内任职。王云清却利用这个机会,有组织有计划地把一批党员派进联保内。例如,共产党员李世明任北陈马村的保长,党支部书记李勤任副保长;牛王庙村赵凌臣、马勋任张台寺村的联保主任,宋德修任联保书记等。王云清的行动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后,他就很快通过地下党员关系,转入被共产党员完全控制的四联保当保丁。从此,打着为国民党办事的旗号,秘密恢复了各村的党支部,为开展地下隐蔽斗争创造了条件。

1940年冬至1941年春,县委书记王云清通过农村支部的秘密串连,成功地领导了盘上地区农民的抗粮运动。当时,盘上地区驻有国民党辉县政府常备队400多人,一战区第四纵队一个支队1000余人,新五军400多人,国民党二十七军100多人。人吃马喂,都要从农民手中索要。地主富农粮多不拿,反而都摊到农民头上。农民拿不起,国民党军队就到村上催逼,并多次捆绑、吊打群众,甚至到农民家里搂铺盖、倒瓦缸,贫苦农民苦不堪言,在死亡线上挣扎。在这种形势下,王云清就到各村党支部召开秘密会议,号召起来抗粮,立即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一天,国民党军队又到南河道逼要粮草,群众由一个村串连了六个村(整个四联保),把催粮的军队连打带推到联保请愿。联保主任赵凌晨受王云清指示,带领几百人到区上请愿,区长赵凌云也被农民请愿所感动,又带着大家到县政府请愿。县长关朝彦吓得不敢见群众,群众不走,他只得派人出面,当场承认捆绑、吊打群众不对,对于真正交不起粮的农民,可以缓交或少交,把请愿的群众劝了回去,然后又派人调查闹抗粮的起因。追查肇事者的责任。为了长期隐蔽,党组织召开了会议,决定王云清暂时到条件较好的张台寺。

南河道群众抗粮的胜利,鼓舞了其他联保群众抗粮的积极性。国民党军队到牛王庙村催粮草时,党支部领导群众把一个国民党副官痛打一顿,又发动几百人到县政府请愿。国民党辉县政府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发生,于194112月在山怀村成立了粮食代购所。

张台寺联保为共产党员所控制,王云清到联保当了一名勤务,在保内实际起领导核心作用,继续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抗粮。1942年是辉县北部山区发生严重干旱和蝗虫灾害的第二年,因上年粮食歉收,加上国民党军队派粮任务过重,不少农民交不起粮。到了春季,群众粮荒严重,一些群众把树叶、树皮都吃光了,代购所自然收不了粮食,就带着国民党军队持枪去农民家里催逼,经过各村党支部秘密发动过的群众就和催逼粮款的人发生了争斗,一些群众受伤,群众抬着受伤农民,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拥进代购所,参加抗粮请愿的群众达数千人。这一举动把国民党辉县政府吓得胆颤心惊,县长关朝彦被迫当场宣布撤消了粮食代购所,并对受伤群众表示道歉和慰问。抗粮斗争的胜利,进一步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群众把这次抗粮斗争称为扌翁代购所

三、陈济民叛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上级党委派来新、辉、获、汲地区隐蔽的干部,在白色恐怖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绩。不仅使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有条不紊地由公开转入地下,巩固发展了党的组织,而且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百折不挠的顽强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了广大人民坚持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共和向日军妥协,因而引起了日伪汉奸对地下工作者的注意,加紧了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

1939年冬,中心县委副书记陈济民因患肺病,经上级党委批准,到汲县西关三神庙街其舅母高晓岚家养病。新县委成立后,催促陈济民离开汲县城,迁居乡下隐蔽,但陈未听从。其妻去辉县表姐家取存放衣服时,被日伪特务王星垣看见,并跟踪打探消息,获悉陈济民的下落后就写了一封劝降信,说只要到日本宪兵队自首,可以得到帮助。陈济民知道自己已暴露,决定由父亲陈寿山陪伴到武陟木栾店纱厂隐蔽。在日本宪兵队任职的王星垣得不到回音,带领新乡日本宪兵去汲县逮捕陈济民,扑空后就把陈济民的母亲抓捕,陈母在日伪汉奸的威胁下,供出了陈济民的住处。194145日,陈济民在武陟木栾店纱厂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送往新乡关押。陈济民被捕后,在日伪特务的威逼利诱下,一方面通过其父到西刘店给刘清训送信,让党员躲避;另一方面向特务自首,把自己知道的组织和党员全部供出,换取了自己的生命,并充任了日本宪兵队的情报员。

辉县县委书记王云清因未和陈济民直接发生联系,虽遭日伪特务多次追捕,由于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幸免于难。

县委书记王云清在隐蔽中,指示各村党支部对党员进行了整顿,通过整顿,把盘上划分成北里、南里、东里和北河道,建立了隐蔽的区分委。北里以姜沟李文贵为首,组成区分委,李文贵任区分委书记,宋得修、李得银为区分委委员;东里以张贵山(后来投敌)为区分委书记,傅书君为委员;南里为牛王庙牛合保为区分委书记,王启瑞为委员;北河道南湾以宋保忠为区分委书记,李虎山为委员;盘下高庄崔发和马勋先后为区分委书记。区分委的建立,为开辟盘上、盘下地区的抗日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此时,豫北地委又派牛毅任辉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没有固定机关,地委下派干部都需找一个职业作为掩护,因此,牛毅与王云清接上关系后,被安排到石门口毛纺厂当抄写员,隐蔽待机。

陈济民叛变以后,盘下(平原区)多数党支部遭到破坏,未被破坏的支部,党员思想也极为混乱,悲观情绪严重。为了加强基层支部工作,1942年夏季王云清由政治交通员郭美带领,以传道为名,到盘下各村对党支部秘密进行了联系,传达了上级党委的指示,交待了党员在隐蔽中应注意的事项以及如何开展工作等,动员党员利用各种关系,想方设法打入联保政权内部,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然后转移到常村,与当上联保主任的马勋接上了关系。

马勋任区分委书记,当了联保主任后控制30多名带枪的保丁。这些保丁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因缺乏教育,不少人沾染了坏的作风,如吊打群众,抢劫群众的财物等。王云清以马勋的朋友关系到联保当保丁后,暗地与保丁交朋友,做思想启蒙工作,很快把保丁争取过来,不再欺负百姓,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也敢公开指责。这件事被国民党区政府安排在保丁内的特务发现,暗地向区政府告密。有一次当王云清外出联络工作,马勋带武装去沦陷区催粮时,突然被区政府武装大队包围,没有抓到王云清,就解除了马勋联保的武装,收缴了枪支,并对马勋撤职查办,因无证据最终将其释放。马勋找王云清接头后,继续在村里隐蔽,等待时机,王云清奉命回地委党校学习。

陈济民的叛变事件,给新辉获汲党的工作造成极大恶果,领导成员和骨干被迫撤离,基层党支部被破坏殆尽。也给辉县恢复和开展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419月,豫北地委对破坏了的新辉获汲县委作了组织调整和重建。除汲县列为个别关系外,重建了新辉获县委,由梁心明、刘方生、陈国香(后为徐云)人组成。梁心明任书记,负责恢复三个县的基层组织,县委机关设在新辉获边界的楼村。这次重建新辉获县委困难很大,主要是基层一些党员思想混乱,县委有个别成员悲观失望,怕困难而逃往外地,县委的职业掩护也颇费周折;县委成员刘方生是获嘉东张巨人,熟人多,不好公开职业化,日伪方面不断抓他,国民党顽固派也要抓他,只好到处游动,新辉获县委书记梁心明,在地委政治交通郭美安排下,利用会道门关系,到获嘉苏章营村一个老太太家里隐蔽下来,后到西张巨教书,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在交往中对地方上的几个实力派人物作了争取工作。

第四节 粉碎日军残酷扫荡

战胜困难渡过难关

    一、建立辉县抗日政府

19433月,根据地委决定,辉县建立抗日政府,拟任进步人士赵霖为县长。郭川受王云清委托,征求赵霖意见,面对斗争激烈、灾荒严重的恶劣环境,赵霖大义凛然,欣然受命。

    赵霖任县长后,他只有一个通讯员,机关也无固定地址,文件和公文用小包袱背在身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这种情况,对巩固后方,开展工作十分不利。这时,赵霖在简师时的同事琚子佩拉起一支30多人枪的武装,经赵霖动员琚子佩愿意带人带枪参加抗日工作,这支武装改编为辉县抗日游击大队,以后发展为辉县独立营。

19437月,县委书记王云清通知6个保长和当地群众,在水泽窑村召开会议,选举赵霖为县长,史杰为盘上一区区长(后改为张鸣吾)。同时宣布,辉县抗日游击大队在九峰山暖掌村成立,赵霖兼大队长、王云清任政治委员、琚子佩任副大队长,严景毅任武委会主任,武巍任副主任;194310月,中共辉县委员会也在暖掌村正式成立。王云清任书记,牛毅任组织委员,郭川任宣传委员,辖一个区委,区委书记翟如新(后为侯文成)。洪立任妇救会主任。

中共辉县县委建立后,县委根据每个领导成员对各地风土人情的熟悉情况,划分三个地区开辟工作。赵霖带领七分区三十二个团一个连到黄水沟九峰山一带;郭川带一个连到松贡水、庙岭一带。在一次对日作战中,郭川不幸英勇牺牲。王云清在盘上,留一个连保护运输线和刚发展起来的游击大队,监视司寨的日军,并利用熟悉的地形打游击战,日军出来扫荡,王云清带部队转到敌人屁股后打击,敌人撤退时,带部队在山口埋伏,打得敌人摸不清八路军的底细,到处受围挨打。粉碎了敌人的猖狂进攻,扩大了抗日武装。游击大队由原来的30多人、20多支枪很快发展到200人、200支枪,并能单独和日伪军进行游击战争。

二、辉县军民英勇奋战,粉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

1941年至1943年是辉县人民抗日斗争的困难时期。日寇实行治安强化活动,对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封锁蚕食扫荡,给辉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日伪军扫荡面前,辉县各级党组织率领人民进行了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残酷扫荡

1943416日至30日,日伪军出动六万多人,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兵六路,用铁壁合围战术向安阳、汤阴、淇县、辉县、修武、焦作、博爱、晋城、高平、长治、壶关等地扫荡。其中一路向辉县王莽岭一带进犯,妄图一举消灭八路军。太行七分区一团、县大队和地方民兵紧密配合,在马武寨、王莽岭、韩口、南坪、大河口、田家井等地激战10多次,给扫荡之敌以沉重的打击,歼敌742名,俘敌503名,获战马401匹,小炮3门,长短枪636支,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从日军的连续扫荡中,可以看出日军扫荡的特点:在军事上以运动战为主,首先占领战略要地,居高临下,对八路军形成威胁;在政治上,挑拨群众同抗日政府、八路军的关系,瓦解抗日团体;对有武装抵抗,空室清野的村庄,烧杀抢掠,迫使群众对其维持,经济上主要破坏粮食、军用物资、生产生活用具,妄图把军民置于绝境。

针对日伪军扫荡的特点,县委和驻军部队采取了相应措施,在军事上以游击战为主,敌人来扫荡,地方驻军搞伏击;在政治上,广泛宣传日军侵略暴行,发动群众控诉,激起对日伪军的仇恨;在经济上,继续实行空室清野,尽量减少农民的损失;在对付日伪军上,要求全民皆兵,每个成年人都能参战,少年儿童也组织起来站岗放哨。

为了对付日伪军的扫荡19439月,太行七分区三十二团调走,三团奉命进驻辉县北部山区南、北寨等村。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辉县人民紧密配合太行七分区主力部队,给侵犯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311月上旬的一天夜里,驻司寨日军获悉三团有两个连去淇县、汲县执行任务,想乘机偷袭三团驻地,妄图一举消灭太行七分区三团。三团团长钟发生对日军偷袭,早有部署,把留守部队埋伏在有利地形。派一个排进行游动,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当敌人凌晨4点进到分水岭时,遭到游动排的抗击。该排边打边撤退,敌人追到北寨西北山脚下的伏击圈时,游动排转眼不见。只见太行七分区三团和县独立营战士,居高临下,各种枪弹一起向敌人猛烈开火,把敌人打得趴在地上不敢前进。追击的日军中队长为了摆脱挨打困境,站在小庙旁用望远镜观察,被三团迫击炮排排长张培士用迫击炮弹击毙。同时,炸死、炸伤日军5人,炸毁报话机一部。敌人失去了指挥,顿时陷入了混乱。太行七分区三团和独立营战士乘势发起反击,日军仓皇逃窜。这次战斗击毙日军20人,伪军50人,获长短枪100多支。

驻司寨日军是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辖两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炮中队,有1000多人,偷袭三团驻地失败后,再不敢一个中队出动,而是倾巢出来扫荡,每次都要抓几人甚至几十个农民,以八路军情报人员而被绑到司寨东大庙、西河沟或者南大岸大卸八块。日军的暴行,激发了七分区三团干部战士和辉县军民的无比仇恨,对司寨日伪军据点采取了围困战,保证了军民的安全。

三、帮助群众救灾渡荒,开展生产自救

1943年是辉县连续干旱的第三年,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旱灾之后又遭蝗虫灾害,加上日伪军对人民长期的残酷压榨和烧杀抢掠,到处田园荒芜,满目凄凉。人们吃光了杨、柳树叶和榆树皮,再吃观音土,瘦得皮包骨头,饿得东倒西歪。中共辉县县委和抗日政府把帮助群众渡荒作为密切党政军民关系,巩固抗日根据地,战胜日伪军的重要前提,采取以下措施帮助群众。(1)县、区、村成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废除旧政权的一切苛捐杂税,取消了与抗战无关的各种摊派,彻底减轻人民负担。(2)发放救济粮10万斤,解决垂危乡亲的吃粮问题。(3)结合反奸霸斗争,组织群众借粮借麦种。此前,县委和抗日政府到陵川、潞城运回大部分麦种,不足部分县委、政府就发动向地主及富农借。群众有顾虑,抗日政府就清查各保公所的帐目,结果算出富户都欠农民的债务,群众理直气壮地得到了麦种,保证了麦播面积。(4)发动机关团体部队节约用粮,救济灾民,确保抗日根据地不饿死一口人。当时规定,地方机关、团体每人每天供应1.4斤(16两为1斤)口粮,要求每人每天节约小米3两,后又改为6两。在节约渡荒中,驻辉县太行七分区三团指战员发挥了很大作用,每人每天除拿出5两交给政府救济灾民外,又从口粮标准中再节约2两小米救济老乡。四连连长赵培芳和指导员苗扶中看到有的群众饿得爬不起床,就组织战士把节约的小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炕头,用小勺子一口一口地喂,副指导员孙廷俊用这种办法,救活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房东李大娘,使她渐渐恢复了健康。李大娘望着孙副指导员一天天消瘦下去的身体,流着眼泪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亲人啊!你们是舍命救我们呀!种麦季节到了,群众大都没有麦种,中共辉县县委、抗日政府领导把麦种运来后,按群众种麦的亩数进行了分配;老百姓的耕畜大都被日伪军抢光,犁地困难很大。县委就组织全体干部、战士深入到户,帮助群众拉犁翻地或用抓钩翻地。当时,日伪军扫荡猖狂,几乎是天天出来抢粮,七分区三团广大干部战士也在食不饱腹之下,白天同敌人战斗,晚上顶星星帮助群众翻地播种。由于部队的大力支援,一些濒临死亡的乡亲渐渐恢复了健康,使所有农户也及时地种上了小麦。(5)发动机关干部、职工、部队指战员开荒种田。当时,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侵袭,辉县西北山区有不少农户出外逃荒,村里很多土地荒芜。辉县抗日政府为了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经济封锁,号召机关干部、职工和部队指战员开荒种地。并规定:对于逃亡地主的土地,凡机关耕种者,每亩按25%出租,部队按20%出租,地主返回时,全数退还。对于逃荒的贫困农户的土地,应先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群众耕种,对抗属则优先分地,逃荒户回来后全数退还。不论谁耕种土地,均应与当地抗日政府签订契约,种子则由政府统一调剂解决。(6)以工代赈,救济群众。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辉县抗日政府发放10万元贷款,组织妇女买棉花纺纱织布,按棉交布,随交随给食粮。(7)组织出口贸易,发展生产,繁荣抗日根据地。1943年太行行署工商局对解放区所有商贩颁发临时贩运证,对各集镇的商业和合作社统一颁发登记证。组织出口荆条、木锭、木炭、黄丝、核桃、党参及其它药材。入口食盐、煤油、染料、火柴、棉花、西药等用品。出口贸易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生产,换回了所需物质,缓解了经济困难。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辉县全体共产党员、广大干部和人民子弟兵与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党的组织、人民军队经受了考验,人民群众得到了锻炼,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粉碎了日伪军的经济封锁和残酷扫荡,渡过了难关。

第五节  辉县划为辉县、辉嘉县

1943922日,晋豫区行署决定成立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0月,晋豫区党委改为太行区委员会,各县县委也随之改名,七地委为了以辉县为依托,开辟辉嘉地区,决定将辉县划分为辉县、辉嘉县。

一、调整充实中共辉县委员会领导班子  

194310月,任命李谦恭为中共辉县委员会书记兼独立营政委(游击大队改为独立营),赵霖任辉县抗日政府县长兼独立营营长,王云清任辉县委员会副书记兼副政委,李耀光任副营长,马勇任副政委。

县委领导班子充实加强以后,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同年11月辉县二区区公所在西平罗建立,区长史杰(后改为马勋),区委书记洪立(女,刘青)兼,王云清在黄水组建了区委班子,牛毅兼三区区委书记,王凤贤任区长。随着抗日政权的扩建,党组织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各区委发展农村党员200余人,建立党支部37个,活动在78个行政村。

同时,建立民兵组织,扩大武装力量。辉县民兵组织是以各种抗日救国团体为基础,发动群众参加村组织的武装委员会。形式有两种:一是依靠农救会组织,发动会员参加基干民兵;二是按行业性质组建民兵。为了提高民兵的军事素质,除通过夜校学习军事知识外,还抽出时间进行军事训练,使每个民兵都能掌握一般的军事常识。民兵组织就是这样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强。各区、村都建立了武委会组织。民兵组织建立后,站岗放哨,支前参战,除奸反特,打击日伪,保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八路军提供了充足兵员,成为保卫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二、组建中共辉嘉县委员会

194310月,在辉县峪河隐蔽的地下党县委组织部长刘方生奉命到地委所在地林县合涧党校参加学习。学习结束,七地委书记高扬、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向刘方生谈了地委决定,就是以辉县为依托,开辟道清路以北地区工作,成立中共太行区辉嘉县委员会,将获嘉县以北、新乡县西部、辉县赵固以西,马头口以南划归辉嘉县领导。根据地委决定,194312月中共太行区辉嘉县委员会在林县合涧成立。委员刘方生、李进军、吴云、刘西瑞、许光。书记刘方生,副书记李进军,宣传部长吴云。县委成立后,地委书记高扬、七分区司令员皮定均还专门召开了辉嘉县县委领导成员会议,并作出三点决定:一、由分区抽调一个武工队到辉嘉县新区;二、从林县、辉县抽调一部分骨干支援辉嘉县新区;三、认真发动群众,把游击战争开展起来。对当地地主武装、联庄会要注意策略,区别对待。会后,高扬告诉刘方生,由刘西瑞任辉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把辉县五区区干队调给辉嘉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为了支持辉嘉县委的工作,19431213日七分区司令员皮定均指挥二、三团及辉县县大队、区干队由北寨经黄水口,急行军100多华里,袭击盘踞在薄壁镇的伪据点。这个镇有7道街,600多户人家,系辉县伪四区区公所所在地,是通往山西省陵川的一条要道。日军侵占辉县后作为重要据点长期盘踞。19435月小田中队撤回县城,留有伪军一个大队,下设3个小队,伪区长赵金科兼大队长,李清江为大队副共150人,加上陈相辅带领的60人自卫团共210人。

伪区长赵金科获悉八路军打薄壁的情报后,于当日召开了由各小队长参加的紧急会议。兵力分布是伪区长赵金科在区公所为总指挥,小队长王继堂率部守西门,配有机枪一挺;小队长王寿礼率部守东南门;李清江的外甥孙某守东阁门;李清江和陈相辅各带30人,在寨外流动放哨。当伪大队副李清江巡逻到半夜时,情况全无。回去说:大家放心,今黑儿不会打了。当他又出动巡逻时,刚出门就与三团六连战士遭遇,当六连连长武占魁与分区参谋杨培春先头部队至东阁门时,阁上伪军竟搞到六连口令对答,然后又放排枪,杨培春不幸当场牺牲。武占魁带领战士,先后拔掉东阁门、东南门据点,围攻伪区公所。伪军被四周围困,在密急枪火和手榴弹打击之下,东窜西逃,最后聚集在炮楼上,作垂死挣扎,后来又从炮楼上纷纷跳下,准备突围,但在三团战士严厉打击下,伪军伤亡惨重,伪区长赵金科绝望地跳到井里,活着的全做了俘虏。最后拔掉的是西阁门,伪军一直负隅顽抗到拂晓前,后伪小队长王继堂被击毙,才算彻底解决了战斗。

战斗从半夜打响到拂晓,激战4个小时,毙伤伪军50多人,俘虏150人,缴获机枪2挺,掷弹筒3个,长短枪135支,棉衣百套,电话l部,白面、食油、粉条和其它军用物资46大车。回师至薄壁东干河,将罪大恶极的副大队长李清江等13人正法。这一仗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声威,为辉嘉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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